个税起征点应提到一万多才对

耿思婧

经济学家茅于轼：个税起征点调高到8000都低。
“我没有研究过个税起征点具体应调到多少，不过我认为即使是调到8000也还嫌低。”昨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教授在中山大学发表演讲的时候如此表示。他认为，政府当前的经济政策如4万亿投资项目等主要都是考虑GDP的增长，但这并非最重要的。真正有意义的是努力提升就业率，并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点。

　　此外他还认为，推出经济适用房既不能真正解决社会不公平，也无法体现市场经济的原则，因此实际效果有限。此外，他认为贫穷并非我国的农民问题的关键，土地所有权不受保护才是问题的核心。

　　政府应向富人征税

　　“这些年来，我国社会财富增长迅速，人民手中的财富应该也是增加了，可是人民并没有感到满足，”茅于轼说道，“这说明我们仅以增加社会财富为目标是不对的。”他认为，我国经济政策不应该只以GDP的增长为核心。

　　茅于轼指出，在刚刚开征个税的时候，国民平均工资大概在100元的水平，当时规定800元的起征点是比较合理的；但现在平均工资已经大大提高，个别地区（如广州等）甚至到了2000元，那么按照同样的比例，起征点应该提升到一万多元才对。“8000元不高，还嫌低。”他认为，为了体现公平原则，政府应该向富有的人征税，然后把钱分配到穷人手中，而不是向富人和穷人都征收一样的钱。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是，在国家经济增长迅猛的同时，人民生活却没有得到明显的改善。尤其是在国际经济危机冲击下，我国经济增长趋缓，就业形势越来越严峻，而通货膨胀也使得人民消费能力下降。在这样的背景下，茅于轼教授表示，经济政策的制定不应该只盯着GDP，也需要考虑推动就业和提高人民收入。

　　“奥巴马一当选总统就提出要增加25000个就业机会，可是我国却投入了4万亿促进经济增长，方向明显不同。”他认为，如果国家能有效提升就业率，即使GDP有所下降也不怕，因为国民有购买力，可以通过消费拉动GDP；而如果着眼点只是拉动GDP，与此同时就业率却有所下滑的话，反而是更糟糕的情况。

　　茅于轼说，巴西此前在GDP增长率达到3%的同时，就业率的增长也有3%。但是在中国，虽然GDP有数年增幅都在10%以上，就业率的年增长率却只有1%。

　　经适房未真正体现公平

　　茅于轼还认为,现在的经济适用房既没有通过市场化提高效率，也没有通过对其分配体现公平。他认为，一件事情如果牵涉到两个方面的考虑，那么应该是在保证其中一个方面的目标得到实现的同时，尽量兼顾另一方面，这样才能达到最优化。而经济适用房的政策并没有做到这点。

　　茅于轼认为，此前的住房改革是成功的。在改革之前的30年中，我国住房数量几乎没有增长，但是在停止福利分房、开放商业住房之后，全国大中小城市都开始建设住房，其增长速度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这正是市场调解下效率最大化的体现。但是同时也产生了房价过高，只有富人住得起房子的情况。而为解决这个问题推出的经济适用房却并没有真正解决问题。

　　“经济适用房要通过申请审批等复杂的过程，这样显然放弃了市场分配，牺牲了效率。但是也没有体现公平。”茅于轼认为，最困难的人群，如城市中的打工者，他们并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付经济适用房几十万元的价格，该政策没有使这些真正有需要的人获利。而且有的地方在审批经济适用房的过程中还出现了腐败风险，更是损害了公平的原则。

　　“据我所知，有的地方甚至用抓阄的方式来决定经济适用房的分配，这和赌博有什么分别呢？”茅于轼对目前的经济适用房政策很是有些不同看法。

　　保护农民土地所有权

　　“马克思经济理论说劳动创造财富，这话其实不对。劳动最多的是农民，但农民也最穷。不过我不认为这是由于剥削造成的，因为农产品价格低是由市场决定的，并非是谁在操纵。”茅于轼称，对农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土地，但农民对土地没有所有权，这也是问题的关键。

　　他认为，历史上农民手中的土地分了又收、收了又分。现在即使是要流转，实际上仍然没有给予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而如果所有权不明晰，就如同一件东西既是这个人的，又是那个人的，很容易“打起来”。因此，要保护农民的利益，就应该保护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这也是对农民人权的保护。

　　茅于轼表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有两方面，一是经济方面，钱多钱少的问题；另一个则是社会地位的不平等。他认为，经济全球一体化之后，经济不平等、财富差距在加剧，这是难以自然消除的。但是另一方面，人们的社会地位的差距在缩小，比如说服务员跟客人之间的地位就是平等的。雇佣关系不是剥削关系。而我国农民目前的社会地位显然很低，连自己土地的所有权都没有得到保护，这正是亟需改变的。

laosan

不会吧 那物价得多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