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历史新高的中国外贸业，下一步啥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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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数据显示，2021年1-7月，我国外贸进出口、出口、进口规模分别为21.34、11.66、9.68万亿元（以人民币计，下同），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分别增长24.5%、24.5%、24.4%，均为10年来新高，两年平均增速分别为10.6%、10.9%、10.2%。
成绩固然可喜，但保持清醒同样重要。中国外贸业为什么能创历史新高，下一步啥打法？记者采访了几位专业的研究人员，听听他们怎么说。

全球抗疫进入常态化之后，对中国商品只会更依赖

商务部研究院对外贸易研究所所长梁明：
一些点评认为我国外贸动能在下降、预期不好，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
7月，出口额达2827亿美元，创下单月出口额历史新高。从数据本身来看，外贸业同样表现良好，比如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25.5%，拉高了我国出口增速14.9个百分点。
如果简单地从统计学角度去看，只要世界贸易总体能实现正增长，中国外贸的成绩就不会差，但我们可以换个角度看外贸，此刻或应更多聚焦订单的结构性变化。
去年，由于我国率先在抗疫中实现复工复产，很多国际订单转移到我国。近期又有相当一部分企业收到来自下半年国外节日的产品订单，中国外贸在2021年创历史新高悬念不大。即使将来国际交往完全恢复，也没必要对一般加工制造业的订单对外转移太多担心，因为我国含有复杂制造技术的出口品越来越多。
具体到中美之间的贸易关系，今年前7个月中美之间进出口贸易都再创历史同期新高。事实上，全球抗疫进入常态化之后，大家对中国商品只会更依赖。
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
发达国家应对经济挑战的惯用手段之一，就是印钞机开足马力，往往此时，会感受到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压力。要回答全球经济主要矛盾究竟是通胀还是通缩，就要先判断世界主要国家的经济刺激政策是短期应对新冠疫情影响的，还是着眼于更长远的政策目标。
全球主要经济体的一般价格水平是长期低迷的，也就是说，全球经济的主要矛盾不是通胀，而是通缩。
为应对上一轮全球经济危机，西方国家同样采取量化宽松政策，但人们发现，印钞票并没有抬高通胀水平，而是大幅度提高了全球资产价格，以至于很多经济学家开始质疑，通胀还是不是一种货币现象，CPI（消费者物价指数）还是不是衡量通胀的重要指标，流动性泛滥的外溢影响究竟是什么？
通过观察发现，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对通胀与财政赤字有了更高的容忍度，对垄断和技术泡沫有了更严厉地监管，对供应链安全和产业政策有了更高的要求，对解决总有效需求不足采取了更激进的办法，因此，就不难理解，虽然美国政府经济救助与复苏计划手笔都很大，但它实际想做的，就是以通胀来缓解通缩。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怎么办？我认为，我们要重新认识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世界、自己和未来。2021年，我们说的最多的一个词是开局，现代化建设新阶段开局起步了，科学、法治、共富等诸多问题摆在面前，一个总要求是由高速增长到高质量发展，由外循环为主转为内循环为主、双循环相互促进，这就需要培育参与国际合作和竞争的新优势，打造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以适应新变化。

尽快把对外经济中“富余”的部分，有效转移到对内经济中来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学部委员张宇燕：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于去年8月发布的报告预计，全球企业可能在未来5年内将其全球产品的1/4转移到新的国家，其中超过一半的制药和服装生产会转移到新的国家，受影响的商品总价在2.9—4.6万亿美元之间。
如果说供应链调整的目标之一是减少对中国的依赖，那么至少去年和今年上半年的实际情况说明某些巨型发达经济体的目标并未实现。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将来一直会如此。在此背景下，我们不能低估多边和区域经贸合作中存在的障碍。
目前，世贸组织改革面临的问题还比较多，改革与完善仍处于僵持中，下半年美欧日进一步协调立场后，有可能联合其伙伴国大力推动，不排除美国政府组建联盟进一步孤立中国的可能。
对于我们来说，当前区域合作的好消息来自越来越多的国家议会通过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国会。中日两国立法机构的认可，可以说标志着RCEP真正走上了轨道。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估计，到2030年RCEP将使全球收入每年增加1860亿美元，为成员国经济增长贡献0.2个百分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季志业：
当前，疫情正在世界范围形成第三次高潮。对此，党中央也早就作出了“常态化”的判断。世界经济总体上还在恢复上升，我国作为率先复工复产、产业链相对完整的国家，仍占据世界经济复苏的先机。
中国经济没有近忧，但有远虑。过去我国经济更多是外向型，内部联系比较薄弱。目前，疫情的天灾和西方脱钩的人祸都在抑制我们“外向”，因此，在坚持外贸优进优出的同时，更应抓住机会搞好“内循环”。我国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相对突出的。城乡之间、东西部之间、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之间、制造业与服务业之间，有许多需要练好内功的地方，应着力加强主体建设。
我们需要尽快把对外经济中“富余”的部分，有效转移到对内经济中来，把注意力集中到解决相对贫困问题上。深圳、浙江提出“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是代表了我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重新考虑外汇储备的分布结构，未来重点考虑的不仅是如何增加收益，也应包括如何带动我国经济。
原文刊登于2021年8月17日《人民政协报》第6版财经周刊本文在原文基础上进行改编
作者：人民政协报记者 崔吕萍
编辑：奚冬琪
审核：毛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