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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关探索(上)——追寻中央苏区红色税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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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7-1 12:22:5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927年,大革命失败。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斗争的旗帜,继续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先后建立起多个革命根据地。土地革命时期有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及海陆丰、琼崖、鄂豫皖、川陕、湘鄂西、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抗日战争时期有陕甘宁边区,以及晋察冀、山东、华中、淮北、东江等抗日根据地。在这些根据地都建立起了党领导的、人民当家作主的政府。
土地革命时期,解放区多处于分散而又孤立的山地或偏僻地区,流动性大,外界援助较少。为保障军需,巩固根据地,红色政权开始建立起人民的税收,实行根据地特色的社会经济管理,并成立相应机构。其中,承担出入境管理、征收关税等职能的机构名称不一,有称船舶检查所、进出境货物登记处、关税处(局)、税关,有称税务局、贸易局、工商局等,也有直接称海关;隶属关系各异,有归于政府财政机关,也有归于政府贸易、工商部门等等。虽然各个历史时期承担海关职能的机构名称不尽相同,但都是中国共产党在特定社会环境和历史条件下,为创建独立自主新海关所做出的早期探索和实践,对于保护根据地的生产和经济发展,开展贸易,粉碎封锁禁运,增加财政收入和支援革命战争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关探索(上)——追寻中央苏区红色税关-1.jpg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旧址
于都河畔,闪耀着红色的荣光,跳跃着生命的蓬勃。87年前,一支大军从这里出发,踏上震惊世界的远征。一群人,从此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在此之前,中央革命根据地(以下简称“中央苏区”)旗帜风展如画,上演了一部部感天动地的革命史诗:1930年11月开始,红军连续取得反“围剿”战争的胜利,根据地不断扩大,人民当家作主的苏维埃政府在各地迅速建立。1931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性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随着苏区红色政权的发展,红色海关也从此走上历史舞台。
根据地红色政权的存在,宛如在敌人肋间插刀,国民党反动派采用了军事“围剿”和“经济封锁”两种办法双管齐下,对其欲拔之而后快。为开展对敌斗争,巩固新生政权,苏区政府建立专门机构检查进出根据地的船、货和人员,征收关税,查缉走私。1931年2月,赣县苏维埃政府在茅店设立税务所,上杭县苏维埃政府设立石圳潭、同坑塘关税处等。1933年,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统一根据地的关税征收,并于3月,由中央财政人民委员会颁布了第十五号训令《建立关税制度》,通过移交地方已有的和成立新机构的方式,在中央苏区15个县的边境水陆要冲,设置了24个关税处,即1933年2月26日中央人民委员会第三十六次常委会议研究决定设立的“边境税关”。
经过近4年的税关工作探索和实践,中国共产党创立了适应战时经济需要的海关管理制度,有力保障了红色政权的运作、革命战争的胜利和苏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追忆税关历程
“您知道红军当年的茅店关税处吗?”
“知道呀,租住的是我家的房子,我父亲就是茅店关税处的稽查员。”
“驻扎红军一个连兵力的那个庙在哪里?”
“在关帝庙。”
“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我经历过呀,那时才十二三岁了,我家就住在关税处边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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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关凭单
这是南昌海关所属赣州海关关员与赣县茅店镇圩镇居委会主任罗德老人的一段对话,罗德的父亲罗元清曾是中央苏区茅店关税处的稽查员。茅店关税处(最早叫关税所)是当时最早设立、规模最大的苏区关税处之一,其与苏区最大的地方外贸机构江口贸易分局、苏区最大的外贸港口江口港,构成了中央苏区时期赣县“红色经济特区”和“红色外贸”的完整格局和特殊地位。
据罗德老人回忆,当时茅店关税所办公地点分为若干部分,关税员的办公地点是租用他家的祖堂和旧宅。房前是一开阔地直通河岸,河岸上设有贡江码头,有趸船一艘,划子两只,稽查人员每天对贡江上下船只进行检查,征收关税。而他家东边的关帝庙则是关税所武装人员营房,那里先是驻扎过一个班,后来加强到一个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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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税征收细则》
另一位关税员陈兴仁1930年参加革命,1931年12月左右到茅店关税所工作。回忆起当年的革命岁月,老人滔滔不绝,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整个茅店关税所有20多人,其中有一个班是警卫战士。当时工作人员有主任、查货员、核算员、计税员和出纳。”
当时对进出口物资征税原则是:为了粉碎敌人经济封锁保证中央苏区军民的需要,对中央苏区自产有余的土特产品等采用3%-5%的低税率,鼓励出口;中央苏区需要的进口物资税收也较轻,一般是3%-10%,如布、药材、洋油和蜡纸等不征税,迷信品征100%的税,主要是对船运进出口物资征税。
“当时工作环境恶劣,生活条件艰苦,我们一边收关税,一边查走私,还要防备国民党军队的偷袭,有时一天要打十几仗。”陈兴仁说,这个关税所成立后,最多时一天收过2000多银元,最少也能收上100多银元,一个月算下来能收上七八千银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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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昔日茅店码头商船往来频繁/下图:茅店关税处旧址
后来,茅店关税所由江西省苏维埃政府管辖,1933年改由中央管辖,名称改为茅店关税处。除了茅店关税处,赣南还有多个著名的关税处,如会昌县筠门岭关税处、龙安区关税处等。其中,筠门岭关税处设在赣、粤、闽三省交界处的筠门岭镇,设有检查、核算、会计、出纳、管理、调查统计等岗位,配属一个班的武装护税战士。该关税处有近30人,负责检查进出口商品、船舶监管、客商货品、保卫治安,检查帐目收入支付等。
中央苏区还在闽西设立了石圳潭、汀州等7个关税处。石圳潭关税处(位于上杭旧县境内)实际是关税总处,除管好本处和旧县集镇分处业务外,还要管辖官庄和同坑塘2个关税处工作。
据中央苏区石圳潭关税处主任陈善奎回忆,当时出口货物主要是土纸,收3%的关税;进口的货物主要有布匹、食盐、煤油等中央苏区急需货物,而鱿鱼、墨鱼、大饼、食杂和鸡鸭等税率5%,药材税率较轻,红军需要的药品和盐、誊写蜡纸可免税,对国民党纸币予以没收。
“当时,在上杭境内经纳税出口的土纸,不同关税处分别给予盖上‘元’‘亨’‘利’‘贞’4个不同字样的圆印暗号。‘元’代表官庄关税处,‘亨’代表同坑塘关税处,‘利’代表石圳潭关税处,‘贞’代表旧县关税分处。凡遇有盖上这些不同字样的土纸,一看就可辨出哪个关税处已收税,其他地方可不再课税。土纸运至国统区后,商人要将这些印样撕掉,免被国民党找麻烦。”陈善奎回忆道。
锻铸红色税魂
选择信仰道路艰难,坚守信仰高地更难。这其中不仅布满荆棘,甚至还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
由于中央苏区关税处地处边境,是对敌人斗争的最前哨,广大关税工作者坚持艰苦卓绝的斗争,一手拿枪,一手收税,一分一文地为革命战争筹措经费。他们既是一支有着远大理想和坚定信念的队伍,又是一支植根人民、凝心聚力的队伍,还是一支依法行政、严格把关的队伍。许多关税工作者配合政治、军事斗争,查特务、查违禁品,作出了卓越的成绩,不少关税工作者还献出了宝贵的生命,用鲜血书写了光荣的关税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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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樟树下的宣传阵地
汀州关税处主任黄石生是一位对党和人民忠诚的税务干部。1933年10月福建事变后,蒋介石派出3个师的兵力截断福州、厦门通往瑞金的交通要道和物流通道。1934年5月,敌军1个团包围并进攻汀州关税处。黄石生带领3名关税员和10余名赤卫队员携带税款和账本向松树岭转移,3天后弹尽粮绝、饥困交加。他们把税款和账本埋在树下走出山林后很快被敌人抓获。敌人对他们施尽了酷刑,仍一无所得,便将他们交给了地方靖卫队。靖卫队押着他们游街示众,最后被枪杀。
当时,中央苏区关税干部还经常通过报刊刊发、发布布告、张贴标语、文艺表演等方式,开展关税政策宣传,使群众明白关税可以使红军“有饭吃,有衫着”,使生产更有发展、生活更有保障的基本道理。《建立关税制度宣传纲要》以通俗简明的语言宣传了设立关税的目的、意义等。在筠门岭关税处办公点有一棵枝繁叶茂的老樟树,门前有一块用来演戏的空坪,大家经常在此召开群众大会,组织文艺演出,学习宣传关税政策,批斗揭露不法商人,动员群众加强与白区的贸易流通,想方设法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
为打击不法奸商的走私行为,关税干部积极发动群众提供走私线索。1933年,筠门岭关税处高排关税分处武装班班长张福建得到群众举报,有人带两大包人参偷逃关税。他便化装深入仁生堂药店,一举查获走私洋参30余斤,依法课以100%的重税,后按照政策规定,拿出3%奖励举报者,实打实地兑现了承诺。
另外,中央苏区关税干部队伍严于律己,公私分明,是廉洁自律的典范。1933年,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邓子恢到瑞金县指导工作,住在县消费合作总社。县苏维埃政府特意关照总社,给他安排了一个单间,每天的伙食标准为1角钱,但邓子恢拒绝了,坚持和县总社的工作人员一起睡在楼板上,每天与职工伙食标准一样为5分钱,从不搞特殊化。元宵节那天,县总社主任周宗源考虑到邓子恢身体不好,让管理员到附近的小饭馆买了两元钱的炒猪肉。开饭时,邓子恢发现自己桌上摆着一盘猪肉,还有米饭,而其他人的桌上只有红薯稀饭和一点腌萝ト干,立即问清原因。当他得知这是用公款专为自己买的时,严肃批评了周宗源,让管理员将猪肉退回饭馆,并将自己的那份米饭倒在红薯稀饭里,让大家一起吃。
参与防疫工作
1933年春,国民党统治区内的福建朋口发生牲畜瘟疫,因朋口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上杭、长汀交界,这时有的人为了发横财,还有部分坏分子企图破坏工农民主政权,就把那些快要死的猪杀掉运到中央苏区来卖,或将已经死了的鸡、鸭随便放上酱油作好色,一担一担地挑到中央苏区便宜卖出。结果,闽西一带暴发了一次大范围的牲畜瘟疫并在人畜间传染,许多人不幸染病,上杭还有不少人病死。
这场突发瘟疫让负责监管的关税处承担起卫生检疫任务。据李元洪回忆,当时中央苏区各对外贸易(分)局及其采办处、关税处都加强检疫工作。关税处在边界增派人员,对来往牲畜加强检疫,把好进口关,防止瘟疫蔓延扩散。1932年初,为防止春季疫情复发,中央根据地开展卫生防疫运动。
1933年3月,中央政府颁布《苏维埃区域暂行防疫条例》,列明9种传染病(霍乱、赤痢、伤寒、天花、猩红热、白喉、鼠疫、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等)及其防治办法等。关税处积极向群众宣传,讲解疾病传染因素及其根源所在,提出要破除迷信鬼神和风水等旧思想,并开展打扫污秽,掩埋腐尸,对放过尸体的地方用石灰水消毒等卫生防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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