绥芬河中国海关：诞生在九一八战火之后，书写着黑土地的不屈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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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一周年后，黑龙江增加了一座中国海关




绥芬河海关报关章。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向驻守在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进攻。由于守军秉行不抵抗政策，沈阳在一夜之间沦陷。九一八，就此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耻辱的日子。
出于对不抵抗政策的深刻印象，大多数国人认为东北的沦陷几乎是瞬间的，其实这是一种偏颇的看法。除了部分认贼作父的汉奸，很多东北地方守军的指挥官，比如马占山、冯占海、苏炳文、唐聚五、李杜等，在面对日军侵略的时候，尽管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依旧遵循中国武人“守土有责”的传统，选择了奋起抵抗。
而基于爱国情怀，李海青等东北民众领袖组织了多达数十万的义勇军，在从辽宁到黑龙江的广大地域与日军殊死奋战。战斗打到1934年2月13日，中国政府在东北控制的最后一座县城抚远才落入敌手。此时，距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
全面抗战爆发之后，蒋介石集中全国精锐实施淞沪会战。尽管广大官兵打得十分英勇，但是只打了四个月，连国民政府的首都南京都丢失了，当时的中日国力由此可见。如果这样对比一下，东北的抵抗不可谓不顽强。



东北义勇军的旗帜。
用作家安然的说法，在东北，真正不抵抗的只有某个败家子儿和他的手下。
日军攻占东北全境的过程实际上相当迟缓、艰难，甚至战斗进行到1932年9月，九一八事变一周年之际，在黑龙江还产生了一座新的中国海关。
这就是1932年9月25日建立的“绥芬河中国海关”。



民国时期绥芬河海关东宁税关。
到了这个时刻，中国政府依旧可以设立一座新的海关，是因为东北还有一块有效管辖的飞地。
所谓“飞地”，指的是某块领土被分隔在外，但依然保持忠诚的那种。比如安史之乱后的西域都护府，直到最终被攻占的一百多年间，始终使用天宝年号，孤军绝域，保持着对大唐的忠诚。
东北这块抗战的“飞地”，西起牡丹江，东到国境，北到宝清，南达吉林，包括了绥芬河、密山、东宁等县，面积与一个瑞士相仿佛。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王德林建立吉林救国军，在敦化、宁安方向和日军反复鏖战，使其不能东进。中国官宪始终控制着这一地区（当时属吉林省管辖）。



1932年9月仍在中国辖下的黑龙江东部“飞地”（不含境外部分）的大致区域。
正因为如此，作为东北重要的对外口岸，绥芬河的海关也始终掌握在中国人的手里。也就是说，尽管日伪在1932年2月就建立了伪满洲国，东北大部分地区也已经沦陷，但是1932年在绥芬河进行进出口业务，还是要向中国政府交纳税款、办理手续的。
绥芬河海关建立于1908年（1901年沙俄曾在绥芬河设立海关，但不归中国方面管辖），和当时中国其他地方的海关一样，这座海关也是由清政府建立的总税务司管理的。这个总税务司从成立开始便由英国人赫德掌管，主要成员一度由外国人担任，直到1929年民国政府就关税自主问题争得更大权益，开始由中国政府管辖，留用的外国人员成为中国政府的雇员。
九一八事变时，绥芬河海关的负责人是分关长池喜文（不久由王作民接任），人员分为内外两班，其中内班负责税收文书和总务外班，负责进出境列车货物和旅客的检查征税等工作。海关还设有国际邮件检查所。由于常年的工作习惯，此时海关工作人员往来文书和用语甚至人员名单依然采用英语。



早期的中国海关，具有典型的中西合璧的特征。
不过，在日军开始侵占东北的时候，绥芬河的海关并不是一座独立的海关，而是哈尔滨海关的分关。哈尔滨在1932年2月沦陷后，当地的海关也落入伪满之手。
6月19日，伪满所谓财政部长熙洽，宣布《关税自主并独立宣言》，9月16日又宣告“海关独立”，下令禁止东北各地海关将所收税款交付上海总税务司，同时命令东北各地海关职员转属满洲国。
7月，绥芬河海关分关的人员得知哈尔滨海关即自己的上级单位已被伪满政府接管的消息，一时人心惶惶，有些职员就此请假不归，但更多的职员出于爱国热情，决心继续为国工作。
经过与上海方面联系，最终绥芬河分关同仁一致决定拒绝伪满接收，继续坚守阵地。他们派出工作人员携带全部分关的档案和职员家属，于1923年7月8日晚乘从绥芬河启程的国际列车前往海参崴，而后改乘轮船前往上海。
解除后顾之忧后，分关长随即宣布新的海关制度：经由绥芬河的国际贸易货物不再到目的地进行税款的缴纳，而是在出入境时进行纳税，以此保障国国家的海关税收不落入伪满洲国之手。



周保中将军。
此时，后来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二路军总指挥周保中正在王德林的军中，协助他的部队进行了反攻敦化、夺取额穆等战斗。救国军军威大振，而日军正忙于对付呼伦贝尔的苏炳文，虽然在9月下旬占领了牡丹江，但没有足够的兵力攻取绥芬河，虽然恼火却也无可奈何。
为了制衡，伪满在牡丹江附近双方对峙线上，距离绥芬河185公里的爱河（牡丹江以东）设立了所谓的满洲国边境海关，办理从绥芬河口岸进出口货物的征税事宜。
国民政府方面针锋相对，考虑到哈尔滨海关已经不能继续履行职责，故此在1932年9月25日，按照海关总税务司署的命令，原绥芬河海关分关改称“绥芬河中国海关”，并任命王作民负责绥芬河中国海关事务。
绥芬河中国海关就此诞生。
也就是说，在当时的牡丹江，形成了中国海关与所谓伪满洲国海关的对峙，所谓“汉贼不两立”。
尽管处境十分艰难，但新成立的绥芬河中国海关很快就展开业务。由于人员不足，分关长亲自参加对货物的查验。总税务司也对这块中国飞地上的独特海关十分关注，先后抽调满洲里等地海关的工作人员多名前往绥芬河支持工作。
绥芬河中国海关的成立和工作使日本十分恼火。他们百般阻挠，不但从业务上制造种种阻碍和刁难，甚至动用黑色手段破坏海关的工作。短短几个月中，海关工作人员方叔梅、李中阳等先后“失踪”。
11月中旬，苏炳文部在富拉尔基战败，退向满洲里边境地区。日军再度大举进攻绥芬河等地的作战已经紧锣密鼓。感到海关业务无法继续，王作民指挥工作人员查核海关所属资产率领大部分人员取道海参崴撤往上海。
12月，在前线与日军作战失利的丁超、李杜等部队也纷纷撤入黑龙江东部地区。日军在后紧紧追赶，救国军抵挡不住，开始向苏联境内后撤。绥芬河守将，救国军第21旅旅长，东北讲武堂第一期毕业的关庆禄向日军投降。
在绥芬河沦陷前夕，留守的绥芬河中国海关工作人员4名不肯附逆，于绥芬河沦陷的两天前最后撤离这座城市。
他们携带到上海的文件，包括一份特别的签到簿。上面的签到信息证明，绥芬河中国海关我工作人员在东北敌后一直坚持到了1933年。绥芬河中国海关在抗战期间存在的时间只有几个月，但他们为中国海关史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绥芬河中国海关的大名竟然是诞生在东北抗战极为艰苦，面临全境沦陷的1932年，有些令人出乎意料。
顺便说一句，由于当时海关人员的签名都是采用英文，所以我们很难追踪这些工作人员的最后下落，只有绥芬河中国海关的第一任负责人王作民先生，被证明后调到珠海的拱北海关工作。1949年，人民解放军攻占珠海的时候，新中国的海关工作人员就是和王作民先生进行交接的。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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