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下）——抗战中的海关贡献

123456YL

红色刊物——烽火年代的奋进力量
《关声》最初由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于1927年5月26日创刊于上海。1937年11月，上海沦陷，《关声》第八期特别刊发了《保卫大上海、死守大上海》专稿，以此向坚守闸北四行仓库的“八百孤军”致敬。随后不久，《关声》被迫停刊。
后来，粤海关华员朱人秀受《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的鼓舞，为了不让这份在海关华员中影响巨大的杂志停刊，他联合陈双玉、王兆勋以及当时留在广州的“江海关同仁救亡团”团员叶厥孙、陈琼瓒等人，在广州继续出版《关声》。
为贴近抗日救亡的主旨，他们将《关声》更名为《抗战关声》。为提高影响力，他们广泛发动其他海关华员为《抗战关声》投稿，每周刊登《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一周工作报告》，及时报道海关关员支援抗日活动情况，并同步刊载了郭沫若《中国民族的喜悦》、章乃器《抗战总形势的分析》、王造时《东北义勇军活动概况》、陈西士《中国海岸线的封锁问题》以及罗青《保卫大上海》等进步言论。



《龙关通讯》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到了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为更广泛地宣传、组织抗日救亡活动，广西龙州关地下党员通过各种活动，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关员的爱国热情。
广西龙州关的中共地下党员黄扆贵、陈双玉，在中共龙州特别支部的指导支持下，在龙州关工作期间发动关员自愿捐款筹集资金建立小型流动图书馆，购置进步书籍和《新华日报》等报刊，供关员和其他机关职员阅读。同时，两人组织的读书会，主要学习《论持久战》《资本论》和《新华日报》等，每周集体讨论一次，还经常举行时事座谈和政局报告，周末晚会定期演唱抗战歌曲。
1941年，由陈双玉主编，黄扆贵参与编辑的海关期刊《龙关通讯》出版，设有论文、时事、通讯、杂感、文艺、关员之家等栏目，从1941年创刊至1943年4月，每月出版一期，发行于全国各地海关（包括沦陷区海关）。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在海关战线出版的上海《关声》和广州《抗战关声》因沦陷先后停刊，《龙关通讯》成为当时联络全国海关职工的唯一刊物，深受各地海关广大关员支持。《龙关通讯》公开发表政见，号召大家关心民族的命运、国家的命运、海关的命运，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以刊物呼吁全国海关华员团结一致，共同抵御外侮的方式，彰显了海关华员最真切的爱国情怀，也激起了广大关员对失去海关主权的愤怒，掀起海关关员投身抗日救亡的革命热潮。
红色人物——中国海关的红色英杰
茅丽瑛烈士，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杭州人。就读并执教于上海启秀女中（今第十二中学），勤奋好学，品学兼优。曾任职于江海关（今上海海关）。‘八一三’上海抗战爆发，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毅然放弃优厚待遇，参加‘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去华南宣传抗日。回沪后，执教于母校。任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发动并组织广大职业妇女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在支援新四军而举办的义演、义卖活动中，几度受敌特恐吓，她临危不惧。1939年12月12日惨遭汪伪特务暗杀，牺牲时年仅29岁。



茅丽瑛
任职于旧中国海关的女职员人数很少，至20世纪30年代末不足百人。江海关女职员不过十余人，大多任打字员、统计员、速记员等职，且薪俸待遇与外籍职员相差甚远。茅丽瑛烈士生前曾是江海关英文秘书科的职员，殉难时是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主席。抗日战争期间，她奋不顾身地发动上海职业妇女界投入抗日救亡运动。
茅丽瑛烈士短暂的一生，与抗日救亡运动息息相关。“一·二八”事变后，她积极参加“爱国捐”运动，从薪水中拿出一部分捐给东北抗日义勇军。茅丽瑛是最早参加乐文社活动的积极分子之一，通过参加乐文社组织的歌咏团、读书会及各种时事报告会、座谈会等，积极投身到抗日洪流中。
“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后，茅丽瑛被分配到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救济组，负责对伤员、难民的救济和对前方战士的慰问。她积极参与捐款捐物、支援前线、慰劳伤兵、救济难民等活动，并多次在深夜冒着炮火将慰问品送往前线战壕，是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与各界联系的负责人之一。
1937年11月上海租界沦为“孤岛”后，为唤醒民众抗日意识，茅丽瑛毅然加入由海关部分进步青年组成的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沿粤汉铁路南下广州宣传抗日。她组织长征团参加由当地抗日团体举行的示威游行，到街头、学校以及电台演唱救亡歌曲，出墙报，印发宣传品，宣传党的抗日救国方针，介绍各地抗战形势，并会同广州文化界为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举行文艺汇演，以推动抗战。后因接到母亲病重速归的电报，只得放弃与同志们奔赴延安的计划，返回上海，继续在孤岛上开展革命斗争，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9年12月12日晚，茅丽瑛在职业妇女俱乐部会所门口遭汪伪特务枪击，身负重伤被送往仁济医院急救，3天后因伤重不治而牺牲。临终遗言是：“告诉妈妈（指党组织），不要为我悲伤，我死而无怨，绝对不能因我死而害怕，希望大家继续努力，加倍努力。”12月17日，上海各界人士、民众在万国殡仪馆排长大队瞻仰茅丽瑛遗容，送别抗日烈士。中共党组织也动员上海各团体组成治丧委员会为茅丽瑛烈士举行隆重的公祭仪式，中共江苏省委职员工作委员会和八路军、新四军驻沪办事处均派代表参加。
1949年12月12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茅丽瑛烈士殉难十周年纪念大会，市长陈毅题词：“丽瑛同志被难十周年纪念，为人民利益而牺牲是光荣的，人民永远纪念她！”1990年12月，上海市卢湾区人民政府、上海海关和上海市第十二中学共同在十二中校园内（原启秀女中校址）竖立茅丽瑛烈士塑像以纪念英灵。2014年9月，茅丽瑛被列入民政部公布的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



伐木解板，销往国统区，是解决经费困难的办法之一
曾任江海关稽查员的佘毅也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1932年9月，北平税务专门学校招录42名新生，即该校第26届学员，佘毅就是该届学员之一。后来，北平税务学校迁至上海，佘毅和殷之钺也经常去读书会，借以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
1936年4月，经林君珍介绍，佘毅和殷之钺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36年11月，中共江海关党支部为推动海关职工抗日救亡运动，成立了乐文社。佘毅是乐文社干事会中的活跃分子，提倡认识时代，团结救亡，在艰难的环境中通过座谈、讲演和文艺活动来提高一般同人的民族意识。他是音乐爱好者和乐文社组织的合唱队主力，经常教唱聂耳、冼星海等人救亡歌曲。同年，他还参加了《关声》编委会工作，并和思想进步的编委对《关声》进行改革，号召海关职工要关心国家大事。
淞沪会战爆发后，江海关党支部通过乐文社组织成立“海关战时服务团”，佘毅经常去难民收容所慰问，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到前线鼓舞慰劳战士，对抗日战争的贡献很大。上海沦为孤岛后，佘毅参加了江海关同仁救亡长征团，在华南地区海关宣传抗日救亡的主张。后随同10名同志一道经武汉奔赴延安，在陕北公学学习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调到抗大二分校担任教员。
1943年，日军对晋察冀边区反复进行扫荡，当时军区规定，反扫荡开始，所有军区司令部领导机关干部一律要下到各基层协助作战。佘毅下到主力军团二团任政治处副主任，在反扫荡接近结束，部队向原驻地转移时与敌人遭遇，被围困在山头上三天三夜。在组织突围时，佘毅不幸腿部中弹血流不止，在掩护任务完成后，为免被敌人俘虏，他用最后一粒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抗日战争时期，这样的人物数不胜数。他们骨骼中坚定的“钙质”、血脉里红色的基因，彰显的是老一辈海关人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
红色关税——红色政权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这一时期，革命根据地的红色关税对保护工农业发展、促进对外贸易、供给抗日武装等，具有重要作用，是红色政权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陕甘宁边区的前身是陕北、陕甘边革命根据地。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政府西北办事处。1937年9月，西北办事处改称陕甘宁边区政府。边区政府成立了税务总局及其分局、税卡，征收包括关税等在内的各种工商税，实行人民的社会经济管理。其中，进出边区的货物管理尤其关税征管具有海关管理属性。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由于根据地处于西北高原，自然灾害频发，加之当地经济不发达，工商业凋敝，农民十分贫困。为此，1935年11月，苏维埃政府西北办事处以布告宣布“关税、营业税等均一概免收”。后逐渐开始征货物税，所征货物税具有出入境关税和边区内贸易通过税的双重性质，边区税收包括关税实现了从无到有。



陕甘宁边区贸易局旧址
1939年后，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两次反共高潮，使得边区财政发生严重危机，物资困难空前。面对严峻形势，边区政府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建立健全税务机构，在全边区开征包括关税在内的工商税是重要一环。3年多的休养生息，边区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这使得通过征税实现边区财政自给成为可能。
1940年1月，边区政府在延安成立税务总局，下设庆环、关中、延安市等分局、支局，全面开展征税。边区工商税包括关税征收从局部发展至全边区，对财政的作用也从有限的补充发展成为主要来源。
边区开征工商税后，由于当地经济不发达，大部分物资靠外来，开征的货物税主要是关税（包括进境、出境和过境税），还有少量的边产税。据统计，1941年-1945年，陕甘宁边区征收的入境税、出境税、过境税和产销税占边区工商业税总收入的56.9%。是边区财政的“半壁江山”。边区政府高度重视关税征收，确立了增加财政收入，保护边区经济，适应对敌斗争需要的关税政策，并加强了关税立法，建立并不断完善报验、查验、估价、放行、后续稽查等征管制度。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到抗战胜利前夕，较为完备的关税制度形成了，边区的关税作用从单一的支撑财政，发展为对财政和经济保护的多重兼顾，征管操作也逐步走向完善。
同期，华中革命根据地的进出口货物税、东江抗日根据地所征关税等征收关税的方式同样具有特色。1938年新四军进军华中敌后，开辟华中敌后战场，创建了众多抗日根据地和民主政权，按军事斗争形势，划分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皖江、鄂豫、浙东八个战略区。1945年10月，根据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协议，浙东、皖江、苏浙军区军政机关先后北撤，将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四个解放区合并成立苏皖边区政府，管辖范围包括江苏、安徽、河南三省的53个县，划为9个行政区。为筹集军需，巩固根据地，华中地区的党和民主政府建立起人民的工商税收。1940年春，淮南根据地最先对货物进出口开征关税，各地也相继实行，称呼不一。这一税种具有关税性质，实行范围广，税源充沛，是华中革命根据地一项主要和可靠的财政收入。据苏皖边区的淮南、淮北、苏北三地统计，1944年货物税收入达78620万元，占税款收入的32.8%。
抗战时期，红色刊物、人物及根据地关税政策对收回海关主权、改革海关体制、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重要贡献，激励一代又一代海关人接续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