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淼杰｜国际贸易学入门
如果不是国际贸易专业或不太关注国际贸易这个领域，即便学经济的同学，到毕业时可能也未必能搞清楚当前国际贸易研究的主要内容。这篇文章主要是给对国际贸易学有兴趣的初学者一些基本介绍。主要包括两部分：
1、中国国际贸易的现状；
2、当代国际贸易学的研究重点和前沿进展。
中国国际贸易的三大特征
中国在2016年国际贸易总规模就达到3.69万亿美元，是全球最大的贸易出口国和商品贸易国，其中出口规模为2.10万亿美元（占全球的14%），进口规模为1.59万亿美元。两者相减，中国的贸易顺差约为5100亿美元。虽然贸易顺差规模很大，但其实中国仅对两个经济体（美国和欧盟）有贸易顺差，对剩余的180个左右经济体都存在贸易逆差。
总体而言，中国的国际贸易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在全球规模最大。国际贸易对于美国经济并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国际贸易占其GDP的总额为1/4左右；中国这一比例最低时也有36%左右，超过了1/3，最高峰时（2007年）达到73%，因此，国际贸易对于中国很重要，必须好好研究。如果从更广的视角来看，21世纪以来的改革开放，更准确地讲应该是通过开放来促进改革，因为国内容易做的改革已经差不多，剩下都是因为各种利益集团阻碍而很难深入推进的部分。中国在2001年加入WTO是一个很好的契机，这意味着要按照国际规则做事，由此可以打破部分利益集团的阻碍，形成以开放倒逼改革的态势。
第二，中国的贸易顺差巨大。贸易顺差当然会增加外汇储备，这也会影响到经济发展。因为贸易顺差不只是和国际贸易相关，而且和国际政治形势紧密相关，研究国际贸易时不能画地为牢。比如中国商务部的国际贸易司主管贸易和投资工作，就涉及到后面会讨论到的外商直接投资（FDI），这是国际贸易研究中一个很重要的课题，包括中国企业走出去投资或者外国企业来华投资。
第三，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加工贸易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现象，反映出一种事实——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种简单的产品基本都是由南北贸易、南北分工合作生产的。以第一代iPad为例，如果把产品拆解开来，会看到每一个部件都由不同的国家生产——苹果公司的研发中心在北美，生产工厂在发展中国家，这是典型的南北贸易案例。有没有北北贸易的典型例子，也就是说某种产品都是由发达国家合作生产出来的？比如波音787客机就是如此。加工贸易在中国的国际贸易中占据半壁江山，一直占50%左右，现在有所下降，大概仍占1/3。加工贸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让生产率较低的企业或者国家获得进入市场的机会，同时也给老百姓带来大量就业。
国际贸易的研究对象
国际贸易作为一门学问，到底研究什么？主要有两方面：一个是贸易理论，另一个是贸易政策。
在贸易理论方面，有四种最经典的理论：第一个是李嘉图模型（Ricardian model，即比较优势理论），第二个是赫克歇尔-俄林理论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又称资源禀赋理论），第三个是特定要素模型（Specific Factors Model），第四个是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的规模经济递增理论（Economies of Scale and Trade Theory）。
克鲁格曼于200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获得该奖项最年轻的经济学家（时年55岁），而且是一人独得，确实很厉害。为什么他的规模经济递增模型这么重要？对于南北贸易，可以用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比如美国和越南的贸易，美国是发达国家，资本更丰富，因此主要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越南是劳动力更丰富的国家，主要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但比较优势理论无法解释北北贸易，比如美国和德国，它们之间的要素禀赋很接近，为什么相互之间还有大量的贸易往来？对于这种情况，克鲁格曼解释说：这是因为规模经济递增的好处——哪怕是两个一模一样的国家，当某一产品的生产发生规模收益递增时，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单位产品成本递减而取得成本优势，由此导致专业化生产并出口这一产品。
如果要研究国际贸易的相关问题，就要看这四种理论是如何展开的，一共有16个主题。下面我将结合相关的经典文献，对这些主题进行具体介绍。
比较优势理论及其相关文献
第一个主题，李嘉图模型所讲的主要是比较优势理论（Theory of Comparative Advantage）。在本科阶段就会学到这些——“强强取其更强，弱弱取其次弱”，这就是所谓的比较优势。
在李嘉图的经典模型中有几个特征：国与国之间的技术不同，有的技术水平更高、有的更低，但其他方面都可以认为是一样的。通常而言，一个国家因为有更高的生产率，所以在两种产品上可能都具有绝对优势，但无论如何它在某一种产品上会更具比较优势，因为生产这种产品的机会成本较低。这样一来，两国进行贸易，一国会专业化生产一种产品并出口，另外一个国家则生产另外一种产品并出口。但在此之后还有第二句话——“贸易是由比较优势所决定的，但工资是由绝对优势所决定的”。这反映了一种很深刻的现实：高生产率的国家（比如美国）通常工资较高，低生产率的国家工资较低。
如果到了研究生阶段，首先要学习的模型是大名鼎鼎的DFS模型，由多恩布什（Rudiger Dornbusch）、费歇尔（Stanley Fischer）、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这三位麻省理工学院的教授合作而来，他们合写的论文《从连续商品的角度考虑李嘉图模型中的比较优势、贸易和支付》于1977年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杂志（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AER”）上，成为经济学历史上的一篇经典。
原来的李嘉图模型一般而言只是在本科教科书中讲到，但没有后续的内容，真正做研究时也不会接触到，就仅仅是一个概念；但这篇论文让它成为了真正可以做的事情。虽然也是两个国家（本国和外国），但是有N种产品，而不只是2种，所以这是一个连续维度，所有的产品可以标准化在0-1之间，根据这些来决定哪些国家到底出口哪个产品，哪个国家要进口哪些产品。DFS模型第一次将李嘉图模型扩展到了连续商品，在这种框架下可以分析很多贸易问题,还可以将模型扩展,分析非贸易商品、运输成本、关税和汇率对贸易的影响。
合作这篇论文的几位经济学家都很厉害：萨缪尔森很难说是研究宏观经济学还是微观经济学的，什么领域都涉及，是一个集大成者；费歇尔、多恩布什都属于宏观经济学领域。这篇论文的内容既包括国际贸易，也涵盖国际金融，所以，如果要写一篇国际贸易方面的论文，在众多必看的文献里，我建议先看这一篇，它确实至少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第二篇要看的论文，是伊顿（Jonathan Eaton）和柯图姆（Samuel Kortum）合作的《技术、地理和贸易》（Technology, Geography, and Trade），于2002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Econometrica）上，可称之为E-K模型。如果说国际贸易领域下一个有机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这篇论文概率在30%以上。
这篇文章最经典的贡献是打通了微观和宏观的隔阂。一般来讲，在本科阶段的学生会感觉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差不多，但真正深入研究之后，会发现两者无论从技术还是方法论、研究内容上，差别都很大。这篇文章在DFS模型的基础上做了两件事：第一，原来的模型是“两个国家、多种产品”，它升级成“多个国家、多种产品”。第二，回答了贸易所得的问题。这些经典论文作为一个独立的模型，必须回答两个问题——贸易所得与贸易模式。上面所讲的是贸易模式，即某个国家到底该出口什么产品、进口什么产品；而贸易所得是指每个国家都会从自由贸易中获利，这就要证明其福利的改善。
为什么说这篇文章打通了微观和宏观？分析“二战”之后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通常有三个原因来解释。第一个是大名鼎鼎的引力方程。引力方程来自牛顿的引力定理，反映到经济学上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 of Trade），是说两国的贸易金额与其GDP成正比，而与其地理距离成反比。因此，GDP增长是最重要的因素。第二个因素贸易自由化，第三个是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有一篇文章进行过实证分析，用欧洲的数据来说明这三个因素在两国贸易中的贡献率，结果显示：两个国家的GDP增长贡献了60%多，也就是2/3，剩下的1/3是由贸易自由化和交通运输成本下降这两个因素所贡献的。
E-K模型是作者借助引力模型对经合组织（OCED）国家的贸易进行研究。在E-K模型之前也有引力模型，但只是一个有微观基础的一般均衡的模型，没法跟贸易模式联系在一起。而E-K模型中用到了一个特殊的分布函数Frechet，如果要想做研究的话，是躲不开的。E-K模型就是利用Frechet分布来描述每个国家生产每种产品的生产率分布，两国之间的贸易流可被表述为引力方程的形式。
国发院在经济类研究中的师资配备算是比较齐全的，但在国际贸易、实证产业研究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产业实证研究如今发展很快。不止国发院，即便放眼整个北大，高质量的实证课程与师资也不足。
像很多人不太熟悉的柯图姆，就是实证研究领域的。做实证研究另一个特别厉害的人是耶鲁大学的贝瑞教授（Steven Berry）。柯图姆是贝瑞的学生，他一开始在波士顿大学工作，后来去了明尼苏达大学，再后来又到芝加哥大学，并在2008年-2012年期间担任《政治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JPE”）主编。这个职位对于一位学者来说是很大的荣誉，但他几年之后就不再做了，目前在耶鲁大学任教。柯图姆上面这篇论文的引用率，在国际贸易领域应该排在第二，谷歌学术引用指数已经达到两三千，而梅里茨（Marc J. Melitz）2003年发表在Econometrica上的经典研究企业异质性论文的引用率则在1万以上。很少有一篇经济学论文的引用率能达到这一水平，所以作者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概率可达60%以上。
E-K模型的市场结构还是完全竞争的，但是到了伯纳德（Andrew B. Bernard）与伊顿、扬森（J. Bradford Jensen）、柯图姆于2003年发表在AER杂志上的论文《国际贸易中的工厂与生产率》（Plants and Productivity in International Trade），又构建了一个寡头的市场结构——BEJK模型，非常实用。举个现实的例子，如果中美打贸易战，到底哪一方的福利损失更大？在中美贸易战真正开打之前，回答这个问题很难，因为没有真实发生的数据，所以很难进行估算。
针对这种状况，现在有一种做法叫可计算的一般均衡方法（Computable General Eauilibrium，“CGE”），财政部等部门就喜欢这种方法。这种方法有好处也有缺陷：好处是可以通过电脑系统进行模拟；不足之处在于它有上万个方程，使用的人不知道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所以有些人批评说“这是一个黑匣子”。用CGE的方法所写的论文可以做课题，但比较难以发表，因为现在都是计量占据主导地位。现在又出现了一种方法叫量化国际贸易理论(Quantitative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类似于CGE，但是要简单得多，而且透明可见，被广泛采用。
给入门者的推荐
如果是对国际贸易理论感兴趣的经济学入门者，应该从哪个地方入手呢？可以先看这一篇发表在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 (JEP)杂志上的论文。这种论文都是邀请作者写的，通常不太需要经过严格的匿名评审程序，而被邀请者都是所在领域的权威，所写内容没有任何技术性，适合作为入门读物。
要想以最快的速度了解某个领域，有两个基本方法：第一，看这个领域的JEP论文，第二，看相关指南手册（Handbook）。比如说《国际经济学手册》（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第四卷就有介绍怎样做这种数量的贸易理论，可以用模拟、校正的方法来做。做一篇经济学的论文，不管是任何一个学派，都有基本方法。
第一种，最原始的方法是用文字叙述，但并不等于最没用。可以看马克思的论文或者《资本论》，里面没有任何公式。一般来说，如果大家认同他的第一推断，后面就基本上很难推翻了，因为其逻辑特别缜密。林毅夫老师的论文也是这样。这是一种经济学必要的训练。在读研究生时，我感到同学中有两个倾向：第一个倾向是重视模型、重视数学，这样很好，但一定不能过头，要知道经济学毕竟不是数学，数学只是提供一种训练的基础。到后面更深入的研究和发表论文的阶段，对数学模型可能反而忘得越多越好。第二个倾向是重视逻辑推理。刚开始学习时，一定要进行严格的逻辑训练，但之后要跳出这个框架。
第二种方法是构建模型，就是做纯理论。其他领域我不清楚，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国际贸易领域，如果做纯理论有很大风险。一般而言，第一篇、第二篇论文（往往是博士毕业论文和之后的相关拓展工作）会比较顺利，但之后很难继续推进下去，因为能做的一般均衡方面这些课题都被做得差不多了，所以不太会有原理上的贡献（fundamental contribution）。当然如果你能做出来，那就更厉害，像梅里茨的那篇文章有可能获得诺奖。但对大部分人来说，这种方法很难持续，因为现在的时代潮流是数据优先，是大数据的时代，是实证的年代，一定不要对抗潮流。
我在美国留学时也曾意识到企业异质性的重要性，想进行研究，但如果没有微观数据，光看着模型很漂亮，那能做什么呢？好像自己能想到的别人早就想到了。当时我对政治经济学感兴趣，现在回过头来看也很傻。因为我的导师芬斯特拉教授（Robert Feenstra）最擅长的有两点：第一个是外包理论，第二个是价格理论。我当时想，如果我能在导师擅长的领域之外研究出其他成果，不是显得自己很厉害吗？等到毕业之后才发现这是一种愚蠢的想法。当你去做报告时，如果只有你是专家，而听的人大部分不是这方面的专家，那往往会认为你很厉害；但听众如果大多是经过严格训练的经济学家，你作为一个刚出道的新人，观点就会让大家半信半疑，面临挑战。如果你跟这个领域的权威合作，大家则会更倾向于认可你的观点；如果是自己独立研究，只有做得非常扎实才能让大家会信服，否则开始时面临的瓶颈很大。一般最好的办法是，导师最擅长哪个领域，就继续发扬光大，等站稳脚跟后再建立自己的阵地。
现在的学术界有一个明显的特征是“英雄不问出身”，并不太看重你是哪个名校毕业的，而是你有没有发表论文。比如有两位同学，有一位论文发表的情况很好，另一位一般。如果前一个出身名校，那没什么好说，这是你应该做到的。但如果两个人都没有论文发表，名校出身的反而面临质疑：你不是接受过良好的训练吗？为什么不能发表论文？
今天的竞争已经非常激烈，尤其是中国的名牌大学之间。中国的市场规模以前比较小，也是二手市场为主，现在已经是规模最大的市场，而且开始追求原创。因此，国发院现在每年都会接到很多外国学生的申请，我们去看简历时，可能就不再特别看重你毕业于哪个学校，而是有没有论文发表。
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经典意义
第二个主题，是赫克歇尔-俄林模型（Heckscher-Ohlin model）。如果在国际贸易领域只选一个模型，我推荐赫克歇尔-俄林模型。
这个模型有四大定理：第一个叫赫克歇尔-俄林定理，第二个叫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Stolper-Samuelson），一般简称之为S-S，第三个叫罗伯津斯基定理（Rybczynski），第四个叫要素价格均等化（factor price equalization）。
国与国之间的区别在于要素禀赋的区别，生产率可以一样，但要素禀赋不一样。比如说美国的资本比较丰富，而越南的劳动力比较丰富。第一个定理的逻辑是，资本丰富型国家就出口资本密集型产品；劳动力丰富型国家就出口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这跟李嘉图模型相同的一面都是“比较优势”，但不同之处在于这个模型所指的并不是完全的专业化生产。在这个模型中，两种产品都可以生产，只不过利用比较优势生产具有丰富要素的那种产品更多，并用于出口。
第二个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是最经典的，其内涵是：一种产品相对价格的上升会导致生产这种产品所密集使用的要素的真实回报上升，而另外一种要素的真实回报下降。简言之，这个定理研究的是产品的价格如何影响要素的价格。比如中国生产的衣服价格上升，而生产衣服所密集使用的要素是劳动力，这意味着真实工资会上升，而真实利率会下降。这个定理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比李嘉图模型向上推进了一步。李嘉图模型只能告诉人们，整个国家在国际贸易中获利，但不能说清楚谁获利谁受损，而斯托尔帕-萨缪尔森定理就可以说清。如果是在国际贸易中，像中国这种劳动力丰富的国家，产品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的，那就是工人相对受益，资本方相对受损；美国这种资本丰富的国家，则会反过来，资本家相对受益，工人相对受损。
第三个是罗伯津斯基定理，其内涵是：如果一个国家一种要素禀赋的上升会导致密集使用这种要素来生产的产品产量上升，另外一种产品的产量就会下降。现实生活中的例子比比皆是，所谓的荷兰病（the Dutch disease）正是这种情况。荷兰原来是一个农业比较发达的国家，于20世纪70年代在北海发现了油田，导致了采炼业急剧发展，而农业大幅萎缩，原因就可以用罗伯津斯基定理来解释。北海油田的发现，导致了密集使用该要素禀赋来生产的产品——像炼油业产品的产量上升，吸引了大量资源，农业产品的产量就下降。
最后一个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相对不那么重要。
这个模型名称中的两个人分别是赫克歇尔（ELI.Heckscher）和其学生俄林（Bertil Ohlin），后者于1977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都是最顶尖的经济学家。他们的研究从理论上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而在实证上有一项大名鼎鼎的研究，叫里昂惕夫悖论（Leontief paradox）。里昂惕夫（Wassily Leontief）是俄裔经济学家，很多人学过他的生产函数、偏好等。美国在“二战”后是全球最发达的国家，按照设想肯定是资本丰富型的国家，要出口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可是里昂惕夫研究了美国1947年的数据，发现真实情况并非如此，美国那时出口相对更多的是劳动力密集型产品。这就遇到了理论和现实怎么对应的问题，要么是理论错了，要么是实证做错了。后面有很多大名鼎鼎的经济学家，都来解释里昂惕夫的这项研究。比如多伦多大学的特勒富勒尔（Daniel Trefler）教授，他目前是加拿大在国际贸易领域成就最高的经济学家。
国际贸易领域的顶尖学者有一个特性，比如赫尔普曼（Elhanan Helpman）、克鲁格曼（Paul R. Krugman）、格罗斯曼（Gene Grossman）等，他们姓氏后面都有“man”这个后缀，因为他们都是犹太人。特勒富勒尔同样是犹太人。我的博士导师芬斯特拉是个例外，他是荷兰人。
引力模型的应用
第三个主题是引力模型。经济学家经过长期研究，想找出一个模型，以成功地预测双边贸易流，最后发现只有引力模型可以做到。
在物理学上，有所谓万有引力定律：任何物体之间都有相互吸引力，力的大小与各个物体的质量成正比例，而与它们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应用到国际贸易领域，引力模型表明：两个国家之间的贸易流跟它们的GDP成正比，跟两国的距离成反比。道理很简单：对于一个出口国，GDP规模越大意味着可以生产出越多的产品用于出口；从需求的角度，如果一个国家GDP规模越大，也越有实力从其他国家买进产品。这是第一方面的含义。第二个方面的含义是距离，可解释“两个GDP规模差不多的国家，跟另外一国的贸易额为何会有很大”，一个重要因素是地理距离的远近。举个例子，越南和墨西哥的经济规模差不多，为什么美墨贸易就比跟美越贸易规模大得多？就是因为地理距离近得多。当然，美墨都属于北美自贸区，两国之间贸易更自由也是原因。
还有一个现象也很有意思，欧洲有40多个国家，很多经济规模并不大，但相互贸易量很可观。之所以会这样，一个原因是它们的经济规模比较接近。赫尔普曼就证明了这一点。他曾经担任美国《经济学季刊》杂志（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的主编，是一位德高望重的经济学教授，与克鲁格曼一代，也完全值得荣获诺奖。经济学家安德森（James E. Anderson）也有一篇论文发表于AER杂志，其主要贡献在于：之前的引力模型只是一个简单回归，安德森做成了一般均衡（一般均衡意味着消费者最大化其效用、生产者最大化其利润、市场出清）。
如果在研究生阶段要做一篇国际贸易方面的学期论文，引力模型是最容易入手的方向。引力模型是研究双边贸易流的，只要在左边的Y变量放上两个国家的贸易额，在右边的X变量把GDP等数据放进去，就可以做简单的回归分析。当然，引力模型入手确实很容易，但要想真的做好也很难。因此有文章说做引力模型经常会犯三个错误：金牌错误、银牌错误、铜牌错误。比如国际贸易研究的是A到B，所以左边的Y变量是单向的，用从A国到B国的出口量，不能把从A国到B国的出口量再加上B国到A国的出口量，这样做就犯了错误，因为理论模型并没有这样证明。再比如，国际贸易中有一个所谓的“多边抵制”非常重要，严格意义上来讲，用CES（Constant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常数替代弹性）效用函数做出来之后，有一个综合的价格指数，不论是某国进口的产品，还是自身生产的产品，这个价格指数并不只受本国和贸易国的价格影响，还会受到其它国家价格的影响，因为如果其它国家产品的价格更低，就会出口到该国来，这就叫“多边抵制”，有些人容易忽略这个因素而犯错。
引力模型为什么很有效呢？因为它可以解释很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同时很容易入手。举个身边的例子，比如研究2008年北京奥运会是否促进了中国跟其他国家的贸易？左边的Y变量就放上中国跟该国的贸易量，在右边的X变量放上中国和该国的GDP，再将人均GDP、该国与中国的地理距离，是否参加了本届奥运会等因素作为控制条件，这样分析下来，基本上都会发现结果是显著的。
对于某两国之间的贸易增长，双边的贸易自由化、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以及GDP的增长都有所贡献，那么在这三个因素里，到底哪一个最重要？安德森通过论文很清楚地告诉人们，最重要的因素是GDP的增长，占2/3；在剩下的1/3里，贸易自由化占3/5，交通运输成本的下降占剩下的2/5。
另外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是发表在AER杂志上的三个作者合作论文，通称ACR论文，这是因为他们名字的首个字母分别是A、C、R。这篇论文得罪业界很多人。为什么？文章的标题一看就很酷，叫《新壶装旧酒》，意思是说：不要看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模型，包括克鲁格曼的模型、现代企业的异质性等，其实所有模型最后都可以归结为两个因子来影响，一个是某国出口或者进口的比重，另一个就是出口或者供给弹性。这篇文章的影响力很大，喜欢的人很多，不喜欢的人也很多。他的言下之意是，国际贸易领域在过去二、三十年并没有出现什么新的基础性理论，当然大家不见得同意这个观点，但无论如何，他们的这篇文章已经成为很重要的一篇文献了。
托马斯（Thomas Chaney）对企业异质性研究的贡献也挺大，尤其是2008年发表在AER杂志上的这篇论文（Distorted Gravity: The Intensive and Extensive Margins of International Trade）。他的贡献主要是提供了一种帕累托分布（Pareto distributions）。在国际贸易的研究中有几种会用到的分布，包括上面提到的Frechet分布，应用得比较窄一点；还有一种是我们常见的最经典的对数正态分布（log-normal distribution）。在国际贸易领域，帕累托分布应用得非常广。这篇论文的另外一个重点在于把中间品也正式变成了国际贸易的研究对象。中间品对国际贸易越来越重要，特别是对中国而言。中国的出口已占到全球出口总量的14%，增长空间是有限的，现在更重要的是进口。
为什么增加进口是好事情？一方面来说，由于进口产品越来越多，会降低国内消费品的价格，可以提升消费者的福利。另一方面，对企业来说也一样，如果企业进口更多的中间品，这些中间品与本国的中间品会有技术融合，从而提高企业的生产率，这跟劳动经济学紧密相关。
我们观察到一个现象，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白领和蓝领的工资差距在不断扩大。其实在美国，白领和蓝领的工资差距并不大。比如在斯坦福大学辛苦地拿到博士学位，再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作，这种情况算是非常成功了，开始时每年的工资收入也就近十万美元；而如果高中毕业之后不想读书了，在旧金山开大巴，每年的工资收入也有大约6万美元。白领的工资平均约为蓝领的1.5-1.6倍，现在稍微上升一点，也就是1.7-1.8倍。相对于美国来说，中国的收入差距更大，比如城乡收入差距是2.8倍左右，白领和蓝领的工资差距也更大。
怎样解释白领和蓝领工资差距的扩大呢？通常而言，第一个因素是技术进步。由于技术进步了，劳动力市场对白领的需求上升，导致白领和蓝领的工资差距扩大。这种解释固然有一定道理，但还不够。因为只能解释一个国家的现象，没法把两个国家同样的现象放在一起分析。
Feenstra和Hanson教授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用国际贸易，准确地说，外包现象，来解释发达与发展中国家白领蓝领工资差距同时扩大的现象。在他们的模型或故事中，每一种产品基本上都是全球分工生产的，所以可以把产品从低技术密集到高技术密集进行排序。由于要素价格发生变化导致外包的存在，有一部分产品会由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生产。这部分转移出来的产品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属于低技术密集或者劳动力密集，这样一来就降低了美国对蓝领工人的需求，因此，美国白领和蓝领的工资差距扩大。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比如中国将更低技术密集的产品转移到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自己生产的产品是相对高技术密集的，所以提升了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因此，中国白领和蓝领的工资差距也在扩大。这篇文章就是一石二鸟，可以解释两个国家出现的现象。
我最喜欢举下面这个例子。北大的同学都很厉害，有很多状元，但即使整体水平再高，也还是至少有一半同学要在中位数以下。如果某位同学一开始没有学得很好，处于中下游水平，可能会想转到水平低一些的学校去。因为他在北大接受过更高质量的训练，可能到那里轻而易举就成为第一名，大家都很欢迎他过去，因为提高了大家的平均分数。而对剩下的北大同学来说，由于他的离开平均分数也提升了。这种情况与外包模型要表达的内容异曲同工。
如何衡量产品质量
第四个话题是如何衡量产品质量。一个国家为什么可以在贸易中受益？通常有三个原因：第一，由于出口国贸易自由化水平的上升，市场得以扩大；第二，在进口方面采用了更好的中间品；第三，该国产品质量本身的提升。
哥伦比亚大学的沃尔霍恩（Eric Verhoogen）就专门对质量提升进行研究。衡量产品质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现在都在讲质量提升，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如何衡量质量在学术界研究得比较少，因为不太好做。
我介绍三种衡量产品质量的方法。第一种方法用单价来进行，是最原始的，如果两个产品都差不多，那某个价格卖得比较高，可能意味着其质量较好。这种解释有一定的道理，但还不够。因为不同行业的产品价格不能比较，哪怕在控制变量中考虑到不同产业的因素，还是不能完全避免这个问题。
第二种方法，知道仅看价格并不够，比如两种产品在同一个市场中卖一样的价格，但是A产品占据了较高的市场份额，B产品则没有，那说明A产品肯定比B产品好。用这种方法进行测算时，必须在控制变量中考虑到市场需求，具体的做法就是用单价（P）对数量（Q）进行回归，然后控制各种各样的固定效用以及企业的市场份额等得出系数。这种做法还是不够。因为在逻辑上有个问题，只考虑到需求方，没有考虑供给。如果有一家生产率很高的企业，其产品价格可以卖得较低，因为其边际成本较低。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果仅看价格，按照第一种方法，价格低代表着产品质量低。所以，控制变量里必须考虑到企业的生产率水平。
第三种方法源于芬斯特拉（Feenstra）和罗马利斯（John Romalis）教授于2014年发表在QJE杂志上的一篇论文“International Prices and Endogenous Quality”。如上面所讲的，在现实市场中，价格低可能并不是因为质量低，而是生产率更高，获得了更大的市场份额。要全面无偏地衡量我们也用中国的数据写了一篇白领工资差距、收入不平等的论文，用的是工业企业的数据。这些数据包括中国从2000年-2013年每一个国有企业及年销售额超过500万元的民营企业，财务数据都比较全，会计报表覆盖了100多个变量。中国的这套数据比较开放，其他国家没有这么方便，必须到统计部门才可能拿到。不足之处是没有白领和蓝领工资的差距，必须自己去构建。这套数据里只有某个企业的工资是多少钱，企业的员工总数，我们从2004年和2008年的统计年鉴中推测企业所雇员工的不同类别，是高技能还是低技能等，据此构建了一个方法。这篇文章2017年发表在《国际经济学》杂志（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JIE”）上。
中间品作为一个很重要的国际贸易主题，除了衡量质量，还有衡量价格问题。戈德伯格（Pinelopi Koujianou Goldberg）是刚刚退下去的AER杂志主编，坎德沃尔（Amit Kumar Khandelwal）是《经济研究评论》杂志（Review of Economic & Statistics，“RESTAT”）的总编，他们曾合作撰写一篇文章发表在QJE杂志上，利用芬斯特拉1994年发表的经典论文方法重新核算。这个1990年的方法是什么意思呢？大家知道随着进口的产品种类上升，产品的价格会下降，但是在衡量上很难，因为假设原来该国没有这种产品，就无法对比，而现在进口这种产品会影响到CPI等。他们的研究就是如何衡量价格。
以国际贸易领域为例，全球范围内有10多位顶级经济学家，而对于他们中的每一位，大家往往只能记住最能代表其所长的一个词。其实很多领域都是如此，一个人不可能所有方面都擅长。我讲一个故事，在老鹰乐队（Eagles）风靡美国之前，有一著名歌手叫Johnny Cash，他的嗓音当然很好，但刚开始并不出名。有位录音师就跟他说，“你不能这样来，你现在唱的都是圣经歌曲之类的，有太多人在唱，只是你的嗓音比较好而已。你这样唱不会出名，一定要唱一首自己的、让大家能够记住你的歌曲。”Cash觉得有道理，他想到以前去北加州一所监狱的经历，后来写了一首歌“Folsom Prison”，一举成名。所以，每位著名经济学家当然各个领域都很出色，但通常大家对大师们往往也只能记住一方面的专长，比如记住梅里茨的是“企业异质性”，记住克鲁格曼的是“规模经济递增”，记住芬斯特拉的是“外包”再加上“价格理论”，记住特勒富勒尔的是“创新”，记住沃尔霍恩的是“质量衡量”。也正因为认识到这点，我这些年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做“加工贸易”。
规模经济递增和企业异质性
第五个话题比较核心——规模经济递增和企业异质性，现在美国大学里80%的博士生都在研究相关问题。
前面已经讲到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贡献在于能解释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但还存在一个问题，没法解释北北贸易。克鲁格曼分别于1979年、1980年、1981年发表的3篇文章，刊登在JPE、AER等期刊上，但他获得诺奖的论文之一（也是他的博士论文）却是发在JIE杂志上。克鲁格曼是国际贸易领域最顶尖的经济学家，其贡献就在于：如果想解释北北贸易，必须用到“规模经济递增”。两个资源禀赋一样的国家，之所以它们之间也可以进行贸易，是因为市场规模的扩大降低了生产每个产品的固定成本。他推导出两个重要的结论，一个叫“规模效应”，一个叫“选择效应”。他的意思是说，在竞争中，低生产率的企业会被淘汰出局，而绩效较好的企业会做大做强。他所刻画出的这个现象就对应着达尔文的优胜劣汰自然选择理论，跟现实生活非常吻合，这是他获得诺奖的一个原因。
规模效应和选择效应，看模型非常漂亮，但在逻辑上有点问题。因为克鲁格曼所有的证明都是对称性的，也就是说，虽然在竞争中有些企业会做大做强，有些企业会被淘汰出局，但如果企业是对称的，是一样的，有同质性，这就带一个麻烦：同质性的企业，为什么有的被淘汰出局？如果有人较真，追问究竟哪个企业会被淘汰出局？无法回答。
这就必须等到30多年之后，梅里茨（Marc Melitz）于2003年发表的论文《异质性企业与贸易》，应该是下一个获得诺奖的最热门候选。他在克鲁格曼的基础上又推进一步，加入了“企业异质性”，看起来也很简单。在克鲁格曼的规模经济理论模型中，只用一种要素来生产，企业生产需要固定成本，但边际成本在各个企业中是没有差别的。在梅里茨的模型中，他允许企业有不同的边际成本，或者说企业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生产率的企业有较低的边际成本。据此，模型的创新或者优美之处在于，生产率的高低可以决定企业怎样做决策：哪些企业决定内销，哪些企业决定出口？答案就是：低生产率的企业选择内销，生产率比较高的企业选择内销加出口，生产率更高的企业，可以“通吃”：内销加出口，包括对外直接投资。这就是梅里茨这篇文章最重要的结论。这个结论当然很漂亮，但还不够。因为梅里茨的模型中没有具体话特定的分布函数。这样的处理有利于模型理论的一般化推广，但却不利于做模型的数值模拟或数据分析。
托马斯（Thomas Chaney）发表在AER杂志上的这篇论文又在克鲁格曼的基础上，使用了一个帕累托分布，继续做下去，得出了很漂亮的结果，就是所谓的“广度边际”和“深度边际”。广度边际就是表示一家企业要不要出口，而深度边际就是表示某个企业出口了多少。
梅里茨的论文非常好，但里面的模型设立也受到了一定的挑战，因为它采用了CES效用函数。CES的优势在于非常灵活，比较好做，但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它的成本加成（mark-up）是一个常数，因为它都是垄断竞争的模型。什么是垄断竞争的市场结构？就是对于一个异质性的产品而言，它具有垄断性质，同时又有竞争的性质。这方面有几个经典的例子。比如以餐馆为例，一个人要是很饿的话就不会太挑菜系，这意味着每家餐馆之间都有竞争；但如果想吃最正宗的重庆辣子鸡，那就得去川菜馆，这就是垄断，川菜馆就有了定价的能力。
采用CES效用函数做模型，它的成本加成是个常数，为什么呢？根据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这个概念，可以推导出，在CES下，需求弹性等于替代弹性，因为替代弹性是个常数，所以成本加成也就是一个常数。由于这点限制，这篇文章也受到了批评：既然成本加成是一个常数，何来竞争？又怎么会有企业被淘汰出局？所以，梅里茨必须回应这个挑战，他跟欧洲一位经济学家奥塔维亚诺（Gianmarco Ottaviano）合作、发表于RES杂志的一篇论文就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摈弃CES效用函数了，而采用了另一种具有二次函数的效用函数，也可以估算成本加成的贡献，是这篇文章最主要的贡献。
国际贸易与信贷约束
第六个话题是国际贸易和信贷约束的关系，在这一块有三篇论文比较重要。
首先要理解为什么这个主题重要。我们可以观察到，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贸易下滑得很快，比GDP下滑的速度更快。对此该怎么解释？经济学家们给出的一个原因是2008年之后每家企业都面临着很大的信贷约束，借不到钱。由此可见，信贷约束对国际贸易的影响很大。
第一篇论文是马诺娃（Kalina Manova）的《信贷约束、企业异质性和国际贸易》（Credit Constraints, Heterogeneous Firm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她之前在斯坦福大学任教，现在去了牛津大学。她把信贷约束引入到了一般均衡模型之中，一家企业之所以在金融危机下的出口比较差，是因为企业要出口必须克服出口的固定成本，但是在金融危机下企业借不到钱，因此没法覆盖固定成本，出口下滑。
第二篇论文是阿米蒂（Mary Amiti）和威斯汀（David Weinstein）合作的，他俩是夫妇，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他们的做法是用日本一家银行的数据，开始考虑信贷的供给方，上一篇文章只考虑了信贷需求方。
第三篇是我与合作者的论文，也是我自己很满意的作品之一（Exports And Credit Constraints Under Incomplete Information：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China），但最后未能在国际上顶级的五大经济学刊物上发表，非常可惜。最开始我跟李志远教授（任教于复旦大学）写出了一个版本，先向AER杂志投稿，但被拒。后来芬斯特拉也加进来，指导我们把论文从完全信息扩展到不完全信息。这篇文章最终于2014年发表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杂志（The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上，通过谷歌学术查询，目前引用超过600次,是经济学界的一篇高引论文。论文的引用率一般超过100就算不错，如果在发表之后1-2年内超过100就比较厉害。这篇论文观察到了中国的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面临更强的信贷约束这一现象：企业出口份额越高，出口运输和款项到账需要时间越长，企业面对的信贷约束也更强；而行业内的生产率分布越离散，银行的信息就越不对称，致使出口企业面临更严重的信贷约束。
多产品模型
第七个话题是多种产品（multiple product）模型，贡献者是梅里茨，他为简单起见，假设一家企业只生产一种产品。但在现实中，很多企业都是多产品模型。比如中国的出口企业，有70%生产单一产品，30%生产多种产品，最多的一家企业可以出口700多种产品。
多产品模型的研究为什么重要？这是因为这里面有一个现象，比如估算贸易自由化对企业的多产品会有怎样的影响。企业大概率会面临更激烈的市场竞争，如果中国的关税下降，进口了更多汽车，作为本土企业的奇瑞到底是生产更多品种的汽车，还是更少？一个选择是为保持核心竞争力，把附属产品砍掉，生产更少但相对更有竞争力的品种；另外一种情况是，企业本身实力很强，继续扩大生产品种，差异化竞争。
我跟邱东晓（任职于香港大学）合作写过一篇论文，该文刚刚发表在, Journal of Behavior and Economic Organization上。这篇文章探讨的是管理效率（Managerial efficiency）对出口能力的影响，从TFP（全要素生产率）的角度看，企业生产率提高主要来自于两块：一个是真正的技术进步，另外一个是管理机制的提升。以前探讨企业能力基本上不区分这两个能力，而是放在一起讨论。我们这篇文章试着把管理机制给分解出来。但在论文发表的市场也很现实，从国际贸易到很多研究领域都是如此，一旦有人占据了位置，形成了惯性，外人很难攻破。
用企业微观数据做实证研究
第八个话题是用企业微观数据做实证研究，这方面的论文不少。
比如特勒富勒尔和莉莉娃（Alla Lileeva）的一篇论文（Lileeva A, Trefler D. Improved access to foreign markets raises plant-level productivity… for some plants.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10, 125(3): 1051-1099.），也是他们自己引以为傲的一篇，做生产率的实证研究，主要包括研发、绩效创新这一块，最基本的观点是：市场规模扩大导致企业增加研发开支以增强自身的竞争力。
魏尚进老师跟坎德沃尔合作的一篇论文（ Ahn J B, Khandelwal A K, Wei S J. The role of intermediaries in facilitating trad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1, 84(1): 73-85.）也很有意思，是说中国有很多属于间接出口，如果企业的生产率不是特别高，很难一下子跑到国外去试水建立分销机构或直接出口，于是先通过中间商去出口。他们就研究中间商在国际贸易中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在加工贸易方面有两篇论文。第一篇是和以前的学生戴觅（现为北师大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副教授）合作的。我们发现，在此之前已经有一个很重要的现象，叫“中国生产率之谜”——通常根据梅里茨的理论，用美国、加拿大、法国等国家的数据进行研究，都发现高生产率的企业更多出口，而低生产率企业很难出口，印证了他的“企业异质性”理论。但如果用了中国的数据，结果正相反，出口的企业反而平均生产率较低。大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怎么衡量企业的生产率呢？对于企业能力的衡量，是一个非常经验主义的话题。但不管我们怎么样衡量，最后都发现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较低。
这个现象可能并不是我们首先发现的，但我们最早地比较系统提供了一种可信的解释。何以见得？现在香港中文大学的吕丹教授对此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中国之所以内销企业的生产率比出口企业的生产率更高，是因为国内存在大量的地区割据的贸易壁垒，比如北京的产品要想销售到广东，有可能比出口到日本还要困难。这种解释也有一定道理。不过我们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有大量的加工贸易，能占到贸易总量的50%。如果说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比出口企业低就算了，但比内销企业都低，为什么会这样？所谓的“加工贸易”，假设有一家香港的发包方，找到广东东莞几个村子的人让他们把产品给包装起来，都不需要进口中间品。因为双方签的合同，不需要付进口中间品的资金，东莞的村民只需提供廉价劳动力将产品包装好。中国在1980年代改革开放第一步走的就是这条路。这里面有两种：一个叫来料加工，一个叫进料加工，后者有自己的技术。中国之所以比印度发展得好，就是因为中国很早开始做加工贸易，但现在印度想做加工贸易就没办法，其他国家的工资都比他们低得多，已经错过了那个年代。现在的加工贸易是孟加拉国等收入水平更低的国家在做，中国也早已过了刘易斯拐点，劳动力从过剩转向短缺。如果给定这些条件，我们发现，如果把低生产率的加工贸易等剔除出去，中国的情况就跟其他国家一样了，也就是出口企业比非出口企业的生产率要高。之所以表面看起来出口企业的总体生产率较低，是因为有大量的加工贸易。这篇论文提供的解释被广泛接受，目前在谷歌学术上的引用率接近300次。最近，社科院对全球2016年发表的英文国际贸易领域的论文进行评估，这篇论文进了前10，其他有好几篇都是发表在AER等五大顶级期刊上的。
如何衡量企业的生产率
第九个话题也很重要，如何衡量企业的生产率。不管是在经济学的哪个领域，只要应用到微观，这个课题是逃不过去的。
举个例子，如果要把企业的生产率放在函数左边，进行一番分析，在国内如果向《经济研究》杂志投稿，放在十几年前可能还很容易，但现在很难。因为以前研究企业的生产率有一个名词，叫“索洛残差”，比如生产函数是Y=F（K，L，M）（资本，劳动力，物质），假设它符合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的形式，对其取对数，那就是Y=alogK+blogL+clogM，然后把数据放进去，用OLS（普通最小二乘法）估算出系数，这就叫做OLS估算的索洛残差。这种做法在1996年之前还可以，但之后受到两个很严重的攻击：一个叫“选择偏差”，一个叫“瞬时偏差”。选择偏差的意思是：如果企业异质性理论是正确的，那么有一些企业在竞争中被淘汰出去，有些企业则留下了，但问题是在数据中只能看到国有企业，而且数据是动态变化的，有很多企业观察不到，这就是选择偏差。瞬时偏差的意思是：尽管K、L、M是一年一次的数据，但对企业来说，他们如果看到某个季度的情况不妙，就会及时调整几种要素的投入，换言之，Y对K、L、M有一个反向因果的作用，这就是瞬时偏差。这是在计量上的两个问题。在1996年之前没有人能解决，但之后Olley-Pakes估计法（简称“OP”）的出现，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要研究生产率，有几篇需要阅读的文献。
G. Steven Olley and Ariel Pakes撰写的《The Dynamics of Productivity in the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ent Industry》，发表于《Econometrica》Vol. 64, No. 6 (Nov., 1996), pp. 1263-1297.
Levinsohn J, Petrin A.撰写的《Estimating production functions using inputs to control for unobservables》，发表于《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2003, 70(2): 317-341.
Daniel A. Ackerberg， Kevin Caves， Garth Frazer的论文《Identification properties of recent production function estimators》，发表于《Econometrica》2015, 83(6): 2411-2451.
第一篇论文简称O-P，于1996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第二篇简称L-P，于2003年发表在《经济研究评论》杂志；第三篇是简称A-C-F，于2015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
这三篇文章主要研究的是如何衡量企业的生产率，要回答的最基本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生产率重要。如果说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何以见得？这个课题属于“大”题，做研究要记住很重要的一句话——大题小做或小题大做。比如贸易促进经济增长，那要具体化成为一个研究项目时——贸易到底代表什么，经济增长又代表什么，可以把它细化成一句话，就是“关税的减免促进企业的生产率”。这并不是一个新的课题，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很多人都在研究，当然那时只有行业的数据，做得比较粗，现在比较细。其中，有三篇文章得到比较大的关注。一篇是阿米蒂和科宁斯（Jozef Konings）发表在AER杂志上的论文（ Amiti M, Konings J. Trade liberalization, intermediate inputs, and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Indonesia.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7, 97(5): 1611-1638.），使用的是印度尼西亚的数据；另外一篇是坎德沃尔跟他的一位印度同事合作，使用的是印度的数据，论文发表在《经济学与统计学评论》杂志上Topalova P, Khandelwal A.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firm productivity: The case of India.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statistics, 2011, 93(3): 995-1009.）；第三是我的那篇《关税削减、加工贸易与企业生产率：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经验实证》，于2015年发表在《经济学杂志》上（Economic Journal，“EJ”）上。
当说到贸易自由化的时候，有三个不同的含义。比如关税减免，有最终产品和中间品。对于奇瑞来说，现在日本汽车的进口关税下降，就意味着更强的竞争作用，面临着降价的压力，这是第一点；但第二点，还有一个中间品的作用，轮胎、发动机等汽车零配件关税下降，对奇瑞来说也能起到成本节约的作用；第三点，中国是WTO的成员国，关税下降，其他国家的关税也随之下降，所以市场变大。这三点对奇瑞等企业的生产率影响到底怎么样，如果带来提高，又是哪个因素的提高程度更大？他们采用印尼的或者印度的数据研究，结果发现都是发展中国家中间品的关税减免对生产率的提升比最终产品要大，印尼的是2倍，而印度的是9倍。我用中国的数据进行研究，一开始时发现很奇怪，不管怎么分析都是最终产品的要大，后来才发现那是因为加工贸易。有一个特殊原因，加工贸易是免关税的，进口关税已经为零，所以不断深入的贸易自由化对加工贸易没有影响。因此会看到：如果把加工贸易放进去，总体而言最终品关税减免对生产率的促进作用比中间品要大；如果把加工贸易剔除，还是中间品的促进作用更大，跟其他国家一致。当时做这篇论文也很辛苦，但是要知道只要最后有好的结果，一切付出都值得。这篇论文获得了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奖，目前各个版本的被引用次数也近700次。
政治对于国际贸易的影响
第十个话题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IPE的意思是说，研究完国际贸易的主要理论之后，开始尝试实证、制定政策。
从理论上讲，小国的最优关税是零关税，大国的最优关税是出口供给弹性的倒数。小国如果征收关税，都会有一个无谓损失（dead-weight loss），效果最好的是征收零关税。大国征收关税则可以改善贸易条件，所以存在所谓的最优关税。
举个例子，如果小国征收关税，出口方就会按此比例提高产品价格，假设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价格是1元，小国的关税是0.1元，那小国的消费者就要接受1.1元的价格，这就是无谓损失。大国征收关税的效果不一样，因为这个市场很重要，出口方愿意降低一点价格，以留住消费者，比如降到0.97元，这样加上关税0.1元，实际价格就是1.07元。对于0.1元的关税，实际上是出口方负担0.03元，消费者负担0.07元。这是关税传递作用，从这可以推导出大国的最优关税是出口供给弹性的倒数。
这里有几篇很重要的论文，研究为什么对一个小国而言理论上的最优关税是零关税，但现实世界中任意一个国家都不是零关税？怎么解释理论和现实的差距呢？其中一个因素是政治。第一篇文章是大名鼎鼎的《为了销售的保护》（Protection for Sale），曾经一度得诺奖的呼声很高，但后来也不了了之。这篇文章的观点是，正是因为有特殊利益集团的出现，政党不只是关注消费者的福利、生产者的福利以及关税收入，还关注他们下一次能够当选的概率，这取决于其能够从特殊利益集团那里获得多少政治献金。美国的共和党与民主党都是这么做的，会向一些利益集团列出单子，当选以后兑现：推出有利于这些利益集团的关税政策。这就叫“为了销售的保护”。所以，他最后得出一个结论：最优关税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力度，如果没有特殊利益集团，理论的完美答案就是零关税；如果有特殊利益集团，就是正的关税。
还有一篇是戈德伯格（Goldburg）的实证论文，旨在衡量一个政府腐败的程度：看这个政府更在意消费者的福利，还是更倾向于特殊利益集团。研究对象用的是美国，他发现美国政府、政党关注的特殊利益集团相对于消费者的福利是1/4。也有人用土耳其的数据进行了相关研究，发现差不多是1000倍左右，而美国只有0.25。如果放到中国怎么做类似的研究呢？因为中国的政体不太一样，所以有一篇论文用了国有企业，政府不只是关注国民福利，还关注国有企业的收益。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国有企业占消费者福利的1/5-1/7左右。
在这个领域，我也写过两篇文章，一篇发在《CATO》杂志上（“Trade Protectionism and Electoral Outcome,” CATO Journal, vol. 29(3), 2009, pp. 523-557.），但其实很难写，因为必须自己去查找每个政党（比如共和党或民主党）的政纲。另外一篇就是我独立发表在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上的“Trade, Democracy, and the Gravity Equation”,这是我博士期间的第三篇论文，导师基本上不管了，可以天马行空不受限制，自己觉得哪个选题有意思就写哪个。我当时决定要做民主程度和国际贸易的关系，想看民主程度的上升是否会导致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一开始对这篇论文没什么信心。后来我去香港大学工作时（2006年）搜索了一下自己的名字，发现这篇文章被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Eichengreen教授在其文章中引用了7次。我那时博士毕业不久，这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觉得自己一定要把这篇文章好好写出来。一开始是纯实证的，后来我就慢慢想办法，再加入模型进去，不断地修改，最后于2010年发表在JDE杂志上。为什么出口国民主程度的上升会导致其国际贸易规模的扩大呢？如果出口国的民主程度比较好，法制也比较健全，相当于提供了一个背书，大家对其产品会比较放心。而进口国的民主为什么能导致福利慢慢上升，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因为必须区分进口国到底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再做分析。
对于刚开始接触国际贸易的新人，我并不建议一上来就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相关课题。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大概是2009年前后，我去韩国开会，当时讲了自己的两篇论文，一篇是上面讲到的这篇，那时还正在修改；另外一篇就是前面提到发表在EJ杂志上的论文，当时刚刚开始写。有一位韩国教授听完了我的报告，就好心地建议我多做企业实证，我问“为什么”，他说，“你的第一篇论文当然很好，但要知道这种形而上的东西，大家的争议比较大，如果你很有名，那么被接受的概率比较高；但你要是刚出道，很容易被一下子拒掉。相反，如果你研究一些跟现实生活，尤其是跟中国的实际紧密相关的课题，以后你无论在国内还是国际都比较容易被接受。”这是他说的大实话，一语惊醒梦中人，我从此开始更多地投入企业异质性的实证分析。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表达的是，不管以后做哪个领域的研究，选择课题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是自己想，然后找导师讨论；第二种是导师会告诉你一个正在做的课题，跟着去研究。从发表的角度，最好的方法就是导师在做什么课题就跟着做。
中国企业走出去
第十一个话题是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Outbound direct investment）。
从流量来讲，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已占到全球投资的9.9%。如果说出口占全球的14%，这个比例已经表明了中国的重要性，9.9%这个比例也是全球第二。中国企业走出去是一个很重要的现实，但对此进行研究的并不多。
我和原来在香港大学的陈诚教授和现在北大经院的田巍老师做了一篇论文，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通常而言，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比私营企业低，但是研究目前走出去的企业，会发现与之相反，走出去的国有企业的生产率更强，为什么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国内要素市场存在着结构性摩擦。在国内市场上，如果对比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国有企业拿地的价格较低，借钱的利率较低，民营企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的位置，所以打不赢就走。如果民营企业可以到国外投资，不会受到国内类似的歧视。因此，民营企业有较强的动机到国外投资，而不在国内投资。国有企业在国内“此间乐，不思蜀”，为什么还要出去呢？所以只有特别少的国有企业愿意走出去，都是生产率较高的企业；而民营企业基本上能出去的都出去，泥沙俱下，有好有坏，反而整体生产率低于走出去的国企。这篇文章“Outward FDI and Domestic Input Distortions”2019年也发表在Economic Journal上。这可能是目前关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研究为数不多的发表在全球经济学顶刊上的文章。
最近，我和田巍老师又观察到企业在开发出口市场时，通常会在国外建立相应的贸易办事处来帮助企业更容易出口。这类贸易办事处也是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所以，那怕从横向投资的角度说，对外直接投资和出口也不纯粹是简单的替代关系。我们相应的这篇论文“Distribution, Outward FDI and Productivity Heterogeneity”刚刚发表在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Markets, Institutions and Money上。
同学们如果未来有志于经济学研究，不妨多看看我们周围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意思的，有很多内容值得继续挖掘。在进行研究时一定不要认为“这个课题是不是已经有人做了，我再做没有什么意义”。最后请大家记住两句话：
[*]所有的研究都是有意义的；
[*]不管别人怎么做，总有你可以去开拓的新空间，而且会发现其实有很多重要的题目别人都没做。
总之，只要大家坚持下去，久久为功，好好做研究，相应一定会做出成绩出来的，21世纪的经济学研究，中国学者应该能做出更大贡献。
（作者 余淼杰 原文收于林毅夫等主编的《经济学第一课》，2021年出版，有修订。）
编辑 | 解恩泽
制作 | 解恩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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