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亡图存（上）——积极投身抗战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侵华战争开始。1937年7月7日，“七七事变”爆发，抗战全面打响。国难当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以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海关华员积极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一部分华员奔赴前线浴血奋战，另一部分有力出力，有智献智，踊跃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线。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各抗日根据地在边境口岸或重要市镇逐步建立工商所、检查站等机构，独立自主行使监管进出境货物、征收关税、查缉走私等海关事权，为抗日根据地的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1938年底，胶东特委成员在黄县的合影
地下组织——点燃敌后革命之火
1936年，江海关党小组成立，这是党在海关建立的第一个地下组织。江海关党小组受中共北方局领导，胡实声任书记，彭瑞复任组织委员，朱人秀任宣传委员。江海关党小组成立后，开始酝酿在江海关外班华员俱乐部基础上，成立更加严密的群众组织。1936年11月2日，经江海关俱乐部委员会同意，乐文社正式成立。
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17日，乐文社成立海关华员战时服务团，积极进行捐献和征募，支援前线，慰劳将士，慰问伤病，救急难民等活动。1937年11月11日，国民政府军队撤离上海，上海租界沦为孤岛，战时服务团无法继续公开活动。于是，乐文社的积极分子另行组建“救国十人团”（共组成十个团，每团十至十五人），利用租界的特殊地位和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活动方式由公开的、大规模的改为隐蔽的、分散的，上海地区海关部分职工出于爱国热情，组织“江海关同人救亡长征团”，离开上海到华南各地海关宣传抗日救亡，随后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斗争。
龙口海关支援抗日武装收据
1938年，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北平、上海沦陷，华南一带形势异常危急。在这民族危亡的关键时刻，拱北关共产党人胸怀强烈的爱国热情，建立起华南地区海关中第一个党支部，为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播撒了革命的火种。
说起这个党支部的创建，不得不提到黄扆贵、梁家瑛这两位海关党员。黄扆贵，一名在江海关开展抗日救亡与护关运动的地下党骨干，在抗日形势严峻时刻，被紧急调到地处华南的拱北关工作。来到拱北关后，他按照上级党组织——中共澳门工委的安排，开始着手发展新党员。最终，他选中了海关税务专门学校的同学梁家瑛作为发展对象。1938年9月，梁家瑛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黄扆贵调离拱北关，梁家瑛便以拱北关为立足点，在澳门工委林锋的直接领导下，积极开展地下抗日救亡与对敌斗争工作。
当时，华洋关员之间的地位十分不平等，洋员高高在上、大权在握，负责征税和外勤查验的华员、负责查缉走私的华人关警则地位低下，任务繁重，没有什么话语权。
梁家瑛当时在缉私总部任职，主要任务是带领关警开展缉私工作。他经常与关警们接触，向他们进行抗日救国宣传，介绍八路军敌后抗日取得的战果，坚定大家抗战必胜的信心。不久，关警中迅速涌现出一批踊跃向党组织靠拢的积极分子。
1938年底，日军占领广州，中山县一带局势动荡。某天，英籍监察员福斯特突然无故大怒，揪着一名华员关警扭打，引起了广大关警的强烈不满。关警中的积极分子义愤填膺，准备动员大家进行罢工抗议，并请求梁家瑛给予支持和帮助。
梁家瑛认为这是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政治斗争的大好机会。随后，他联系了5位态度比较坚决并有一定影响力的关警，迅速组成罢工领导小组，团结全体关警，并说服级别最高的华籍监察员陈祖谋支持关警行动。
罢工当天，所有关警一致拒绝出巡，并提出开除或调走福斯特、今后不能任意打骂或者开除关警、复工后不能打击报复等三条要求。
这是拱北关有史以来第一次内部罢工，惊动了海关总税务司。总监察长与缉私科关员迅速赶来拱北关与罢工人员谈判。谈判中，关警们团结一致，要求合理，加上陈祖谋也给予了大力支持，最后，总监察长答应了关警队的三条要求。
罢工斗争以关警的胜利告终，极大地鼓舞了大家的政治热情，之后有更多关警积极向党组织靠拢。
1939年，梁家瑛先后发展了区洪炯、李水、杨启明、区沛、马景胜等5人入党，并成立了党支部。这便是华南地区海关中建立的第一个党支部。后来，梁家瑛被调往四川万县海关工作，党员李水参加了抗日游击队，在作战中牺牲；其他党员按照组织安排，陆续奔赴抗日战场或隐秘战线继续革命斗争。
华南地区海关中第一个党支部只存在了短短几个月时间，但它凝聚了群众力量，点燃了革命的星星之火。同期，众多抗日救亡组织纷纷设立，开展护关运动，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护关运动——彰显华员民族气节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利用日本浪人进行走私，破坏经济、攫取战略物资，为全面侵华做准备。同时，日本走私浪人的棍棒刀枪，对海关员工构成生命威胁。
日军侵占上海后，南京维新政府要求接管江海关，执行日英非法协定。江海关华员予以坚决抵制，成立华员护关会开展罢岗罢工抗议活动。当得知伪维新政府要接管海关的情况后，中共江海关地下党支部在辣斐德路（现复兴中路）323弄8号华员冯华全家开会，商讨对策，决定于1938年5月7日采取行动以抗议敌伪的无理要求，还具体研究了抗议活动的行动细节与人员分工。
抗日战争时期拱北关关警队宿舍
5月7日上午9时，从汇山码头到十六铺，江海关外勤华员、税警一律罢岗集合，由秦道良、黄扆贵、王兆勋、阮志明等人带队回到江海关大楼，涌进二楼（现上海海关外滩大楼三楼）总务课，朱人秀、沈胜白、高仕融等人拿出准备好的宣传单在总务课散发，总务课华员即停止工作。江海关华员聚集在大楼饭厅开会，决定成立海关华员护关会，以保护海关主权完整为宗旨，并通过大会决议：（1）推举35人组成执行委员会。（2）致电“中央政府”要求“指示进退”。（3）在未得切实办法以前，坚决实行怠工。
江海关华员护关运动爆发后，引起上海各方面的响应。5月7日，上海出版的各晚报及第二天的各大报刊对江海关华员护关运动都作了详尽的报道，并全文刊登江海关华员护关会护关宣言。上海职业界救亡协会于当天下午召开紧急会议，邀请护关委员会派代表介绍斗争经过，并于次日发表宣言，呼吁上海市各界同胞坚决做海关关员的后盾，援助护关运动，保卫江海关。
江海关护关运动虽在日本帝国主义直接镇压以及国民党政权与英帝国主义妥协下遭受挫折，但一度挫败了日寇的气焰，致使伪海关监督李建南很久不敢上任，日籍关员也一时不敢到关上班，伪五色旗半年多一直不敢在江海关大楼上悬挂。
江海关的抗战岁月彰显了这一时期在中共地下党直接领导下，海关华员的民族气节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各项建设如火如荼，根据地开始探索独立自主行使监管进出境货物、征收关税、查缉走私等海关事权，为抗日根据地发展提供了经费保障。
设立机构——根据地的海关探索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和山东等敌后地区，创建了19块抗日根据地。为适应战争环境和“精兵简政”要求，各根据地在县以上不设海关机构，由税务局管理，执行对外贸易管制和保护关税政策。从1938年起，山东抗日根据地开始征收关税和货物税，并在一些小块根据地边缘设立税卡和税务武装，归财政部门领导。从1942年起，各根据地普遍设立专责贸易税务部门，合称“贸税局”。
1943年后各根据地普遍改设工商管理局，内设关税科、股，县局以下在沿边地区分设若干税务所和检查站，负责检查货物、防止走私和征收进出口税的工作。晋冀鲁豫边区在抗战初期先在太行行署，后在各区、县建立贸易、税务机构。1940年9月，冀南太行太岳行政联合办事处成立贸易总局和税务总局，出入境管理事务分由税务、工商总局负责。1942年7月，为利于对敌斗争，两总局合并为工商管理总局。各行署设区局，下设专(县)局，在边境口岸或重要市镇设工商事务所、检查站等机构，独立自主行使监管进出境货物、征收关税、查缉走私等海关事权，并为新中国海关建设积累了经验。
当时，陕甘宁边区征收货物入境税、货物出境税、货物过境税和产销税，统称货物税；晋察冀边区的关税只有入口税和出口税两种；晋绥边区的关税包括出境税、入境税和过境税；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关税包括进口货物税、出口货物税、转口税，统称货物税；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关税亦统称货物税，包括入境税、出境税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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