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聚焦-加贸的迁转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的全球经济秩序逐渐形成，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将技术含量较低的加工型产业向海外转移，全球加工贸易中心慢慢形成，并伴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开始了一次次“迁转”。每一次的迁转，都成就了一个新“制造霸主”，而留给“老霸主”的是一个进取不易、退守不能的困局。能否在困局中突破固有发展模式，刷新自我，是老加贸中心找到国际分工新定位、登上经济发展新高度的关键。眼下的中国，就处在这样一个关口。对于一个以三十多年时间、数千万人口投入加工贸易的大国，前方的路只有一条：破壁重生。 http://image.zjport.gov.cn/upload/cusm/file/20141014031905.jpg策划、执行 | 李灵鲁翔宇高扬执笔 | 徐伟周密王绥翊大卫流动的“加贸中心” 近半个世纪以来，那些国际巨头的加工车间在世界范围内兜兜转转，所到之处，经济也得到了快速发展。 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小傅给朋友们带回几双“NIKE”运动鞋，看看鞋底，“Made in China”的标志赫然在列，朋友们起哄：“大知识分子也能成为这个老笑话的主角？”小傅急忙分辩：“我真的注意了这点，想买美国本土生产的鞋回来，但是没有啊，所有的鞋店里都只有‘Made in China’”。 如果一个中国人在美国买到一双“Made in China”的鞋是个善意的玩笑，那么“只能”买到“Made in China”的鞋便是一个严肃得多的话题。翻开“NIKE”的品牌发展史可以看到，这家1964年成立的公司，在美国本土只负责产品的研发和品牌推广，最初的一条生产线在日本，其后，因为成本控制的原因，生产线于1975年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此后，又慢慢转移至中国大陆、印度、巴西……2009年，耐克关闭其在中国内地的唯一一家自有鞋类生产设施——太仓工厂，“下一站，东南亚”。 在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出于对成本控制的绝对重视和企业发展战略的现实诉求，这家全球知名的鞋业巨头让它的加工车间在世界范围内兜兜转转，逐利而行、“居无定所”。而“NIKE”不停辗转的脚步，实际上也是同一时期内，世界加贸企业的一致“路径”。美、欧、日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众多企业，相继将生产中的制造环节剥离，取而代之的是，在人力成本更低的地区开设加工工厂。这一过程是如此的“整齐划一”，涉及的企业数量又如此庞大，就像是一股看不见的“钢铁洪流”。日本崛起与“东亚模式”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日本确立了“贸易立国”的经济发展战略。在该战略指导下，日本经济经历三大过程，完成了经济国际化。1949年至1961年，处于战后恢复时期的日本，采取了“振兴出口，限制进口”的国际化政策。该政策的基础，就是发展加工贸易。 1960年至1973年，日本开始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经济政策由通过关税等限制外资、扶持重点产业，逐渐转为贸易自由化。这一阶段，日本自身经济实力提升，美国经济实力下降，客观上给了日本扩大经济规模的空间。从1962年起，日本的贸易收支开始实现完全盈余化。到了20世纪70年代后期，日本对欧美的贸易盈余呈现剧增，经济政策开始转向以解决贸易摩擦为主，经济政策也由贸易自由化逐渐走向资本投资的自由化。 20世纪60到80年代，日本利用欧美国家和西欧国家进行产业调整的机会，抓住有利时机逐步建立和完善了对外贸易体制，实现了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接轨。 不过，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资源匮乏。20世纪70年代，日本对海外能源的依赖程度高达87%，为了大规模推行制造业，日本必须大量进口原材料，同时必须大量出口，以保证国际收支平衡。为此，日本对国际市场有着高度依赖性。这也促成了在20世纪80年代，东亚地区形成以日本为核心的世界性加工贸易中心。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也开始形成于这一阶段。 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台湾、中国香港、韩国和新加坡，推行出口导向型战略，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加工产业。这些国家和地区幅员不大、资源少，但地理位置优越且同西方发达国家有特殊关系。它们效法或借鉴日本的经验，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全亚洲发达富裕的地区。例如，1970年，中国台湾的出口总值达到1960年的9倍，1980年的出口总值则是1970年的13倍。中国香港和新加坡从转口贸易港，升级成为加工贸易的工业港。韩国的工矿业比重，则从1961年的16.5%，上升到1985年的33.4%，完成了整个国家的产业调整。 20世纪80年代末，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等国家，开始效仿“亚洲四小龙”，发展加工贸易和出口型经济，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这些国家得到了“亚洲四小虎”的称号。一时间，日本开启的“东亚模式”，成为后发国家发展经济、“快道超车”的良方。然而，随着《广岛协议》生效、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东亚的泡沫经济逐渐破灭。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停滞，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的经济增长也放缓甚至倒退。至于东南亚国家，则是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地，在经济危机中损失惨重。 “东亚模式”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暴露出了固有的结构性缺陷。上述国家和地区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性过高，而它们自身要么国内市场狭小、资源匮乏，要么产业单一、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比例过大，要么资本市场受国际资本控制，受世界总体经济的影响过大，抗打击能力有限。其中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产业升级，由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渐转型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再加上国际产业分工进一步细化，也使得世界加工贸易的中心，逐渐向新崛起的“金砖国家”转移。“金砖”辉煌 2003年，美国高盛投资公司将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列为冷战后世界新兴经济体的突出代表和最具经济发展潜力的国家。这些国家英文名称的首字母为BRICS，意为“砖块”。它们也因此被统称为“金砖国家”。除俄罗斯外，上述国家组成了世界新的加工贸易中心。 1978年，中国大陆开始改革开放。这意味着东亚拥有最大人力储备、最大资源、最大市场的国家，开始逐渐进入世界经济体系，逐渐加入到国际化分工的行列，成为世界产业链中的一环。 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以其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和较为完备的工业加工体系，成为世界各国投资合作的首选国家，加工贸易开始在中国发展壮大起来。独特的投资环境和对外贸易政策的支持，使国内的加工行业快速发展。据商务部统计，2002年至2007年间，中国加工贸易占当年全国对外贸易的比重接近50%。凭借独特的竞争优势，中国取代了日本，成为新的“世界工厂”。 20世纪80年代以后，印度逐渐放宽投资限制，取消价格控制，降低企业税项。这些措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同时导致政府财政赤字不断攀升。海湾战争和苏联解体，导致印度贸易失衡，政府濒临破产。1991年，印度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紧急输血下，正式展开经济自由化改革，取消限制工业和出口投资的“牌照制度”，同时放宽外来投资，免除了多个行业的外资审批制度，奠定了印度经济自由化的大方向。1992年至1997年间，印度年平均GDP的增幅高达6.7%，1997年至2002年的年平均GDP增幅高达5.5%。 巴西和南非，分别是南美洲、非洲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其发展道路各有特点。1951年至1980年，巴西在近30年的平均GDP增长率达到6.8%，1968年至1973年的平均增长率高达11.2%。巴西经济同样以加工贸易为主，是出口导向型经济。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通货膨胀阶段后，巴西开始积极引进外资，推动国有企业民营化，经济开始复苏，并成为最具活力的发展中国家之一。 南非则因为曾经的种族隔离制度带来了“低人权的成本优势”，同时也导致国内市场消费能力不足，因此走上了引进外资、促进出口、发展加工贸易的经济道路。1957年至1972年间，南非经济增长的40%得益于外资，GDP呈现“超高速”增长的态势。1993年，南非多党谈判通过临时宪法草案，在宪法上第一次实现了种族平等。此后，南非奉行和解、稳定、发展的政策，妥善处理种族矛盾，全面推行社会变革，实施“重建与发展计划”。1995年至2007年，南非的GDP年均增速超过5%，成为非洲经济的龙头和唯一的工业化国家。南非制造业以面向出口的加工贸易为主导，GDP的比重占16%，门类齐全，技术也较为先进。 上述“金砖国家”，尤其是中国，之所以在20世纪80至90年代成为新的全球加工贸易中心，与国际产业链进一步调整，国际分工进一步细化，国际局势的变化密切相关。冷战后世界格局向多极化发展，曾经的加工贸易中心如日本、韩国等，或产业转移、升级或遇到瓶颈，竞争优势不再。而上述“金砖国家”则有着人口众多、矿产丰富等共同特点，低成本优势明显，成为新的加工贸易中心可谓顺理成章。然而，21世纪第一个10年结束后，“金砖国家”遇到了各种问题。谁将接盘？ “金砖国家”中的俄罗斯，经济发展多有曲折。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在苏联的废墟上，俄罗斯经历了90年代“休克疗法”的阵痛后，逐渐从一个封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转型为一个以市场为基础的经济体。借21世纪国际石油价格上涨的东风，俄罗斯靠出口石油和天然气，大打能源战略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第二大石油出口国。然而，2008年以来，国际油价多有波动，俄罗斯经济难现21世纪初突飞猛进的势头。针对这一情况，俄罗斯也开始逐渐走上发展加工贸易、扩大对外出口的道路。 2012年12月16日，经过18年的艰苦谈判，俄罗斯终于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俄罗斯自然资源丰富，原材料特别是一些矿物原料的生产成本相对较低。其工业科技具备世界高水平，高素质技术人员的成本却相对廉价，在高附加值产业方面，不对称竞争优势巨大。其国土辽阔，运输业发达，铁路运输连接欧洲和亚洲，交通成本相对较低。这些因素，是俄罗斯成为新的加工贸易中心的基础。 “金砖国家”中的另一个变量是印度。目前，印度的经济发展模式虽也是面向出口，却并非依靠传统制造业和加工贸易，而是以IT、生物技术、医药等高科技产业和以这些产业为依托的服务业为主。1990年到2003年，印度制造业比重基本维持在27.2％，而2003年中国的制造业比重高达52.3%。另外，印度在20世纪60年代就开始农业改革，但成果有限。2009年，印度的农业比重为25%，中国仅为20%。这些因素，导致其难以发挥第二人口大国的人力成本优势。目前，印度已经认识到这些问题，开始进行加工制造业的转型。其制造业虽然整体发展水平落后，但在医药工业和纺织业方面却颇有亮点。 医药工业是印度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其医药企业模仿能力强，药价是全世界最低的。印度的药品占全球药品销售量的8%，排第四位，是世界第五大散装药生产国。印度的医药工业有2万个实验室。由于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印度药业利润率很低。对此，印度已加大医药工业的投资力度。 纺织业是印度历史最久、规模最大的行业，就业人数为3500万。印度和中国的纺织业在世界市场上存在直接的竞争。印度目前正在努力改变纺织业中小企业繁多的现状，开始兴建服装工业区，以便与中国纺织的大企业竞争。 打纺织业主意的国家，并非只有印度一家。越南、柬埔寨、孟加拉国等国家，吸取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也纷纷走上引进外资、扩大出口、发展外向型加工贸易的道路上来。以越南为例，自从1986年推行革新开放政策以来，该国一直被视为外国投资者的“福地”，2005年11月，越南国会通过了统一适用于内资外资的投资法，对内资外资实行同等待遇，当年制造业占GDP比重已达到21%。由于越南政府一直重视普及中小学教育，因此越南劳工虽然是东南亚地区最廉价的，但其文化素质和技术素质却比较高。 除了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外，非洲大陆也是潜在的新兴加工贸易中心。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非洲的经济增长明显提速。1999年至2008年，非洲经济年均增长率为4.9%，是此前10年的两倍。2011年，因北非政治动荡和世界经济低迷的叠加效应，经济增速陡降为1.1%。尽管如此，非洲经济表现出良好的抗冲击弹性，支撑经济快速增长的因素并未丧失。2012年，非洲经济增速达5.0%，远超2.2%的世界平均水平，也高于发展中国家的4.7%，仅次于东亚地区的5.8%。当年，46个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率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全球增长最快的30个经济体中有16个在非洲。 非洲地区的发展，恰恰与曾经新兴经济体亚洲“四小龙”、“四小虎”和“金砖国家”的发展密切相关。2002年至2012年间，非洲外贸总额翻了4倍。其中，与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速快于发达经济体。中国、印度和马来西亚对非贸易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2.0%、24.4%和20.7%，而同期美国、法国和英国分别为11.6%、8.9%和11.4%。欧盟占非洲外贸总额的比重已由本世纪初的46.2%下降为34.3%，“金砖国家（除南非）”的份额则从9.1%增至24.0%。 与“金砖国家”和亚洲国家相比，非洲国家的劳动力成本更加低廉，人力资源也同样丰富，与欧美发达市场在文化上的联系却更加密切（不少国家都曾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同时，非洲国家在地理上比亚洲国家更接近欧美，具备了成为新的世界加工贸易中心的前提条件。 加贸“探路者” 全球加贸中心的每一次更迭迁转，都会有一些经济体领一时风骚，而这些执牛耳者，也总有一些独特的发展经验和误区教训可供后来者借鉴。韩国、中国台湾——优雅进场，华丽转身 20世纪60年代开始，以韩国、中国台湾（以下简称“台湾”）为代表的东亚国家（地区）通过发展出口型经济和加工贸易，促进了经济发展，并抓住有利时机进行了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 发展路径 韩国和台湾是亚洲最早承接国际分工的经济体，开始时是以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和产业为主，通过不断调整产业规划、转型升级，在产业部门内部逐步向产业链的中上游扩展，产业部门间逐渐向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的产业跨越和发展，其发展阶段大致可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20世纪60-70年代，萌芽和发展，此阶段大量外资流入，韩国和台湾都抓住了国际产业转移和自身劳动力成本的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 20世纪80年代，国际上发达国家开始实施比较严格的技术性壁垒，周边发展中国家也大力发展加工贸易，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和劳动技能上升，资本获得一定积累，完成第一次转型升级，发展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加工贸易。 20世纪90年代，本国劳动力成本继续上升，周边国家投资环境不断改善，向外转移本地区已失去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加工环节，完成第二次转型升级，本地区发展高技术、高附加值的产业和环节。 21世纪以来，适应对外委托加工、全球价值链以及知识经济的发展，实施第三次转型升级，大力发展国际物流、研发设计等服务业。 升级经验 一是注重政府的引导作用，加工贸易发展与产业和贸易发展战略结合起来。 韩国政府和台湾当局通过政府的强有力的干预和明确的产业政策，抓住国际产业转移和新技术革命的有利时机，促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实际上韩国政府和台湾当局并没有明确提出过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问题，但是他们的产业政策、技术政策、外资政策、进出口政策实际上涵盖了加工贸易提高附加值、提升产品层次、延伸加工链条、掌握关键零部件生产等重要问题。 二是适时调整出口加工区制度，重视集聚效应和技术外溢。 韩国于1970年颁布实施了“出口自由区设置法”，对进口商品中一年以内复出口的货物和原材料免税或退税，同时整体关税制度设计中原材料进口税不断降低，部分关键设备和基础原材料甚至零关税。韩国出口加工区的激励措施主要有税收减让、免税期、进出口免税和行政程序的简化等“软条件”与公路、运输、电力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和生产条件改善等“硬条件”。同时韩国采取“区外加工项目”，该项目允许出口加工区内企业使用区外企业为它们生产一定份额的出口商品，开始份额限制在生产总值的30%以下，后来又放宽到60%，韩国还给予本地获得分包的企业补贴，这一项目提高了韩国本土企业提高生产标准的积极性,也增强了出口加工区的技术外溢性。1999年韩国又在自由出口区的基础上，颁布了《为推进国际物流中心对海关自由区的指定和管理法案》，该法案的目的是为了充分利用韩国连接太平洋及处于中国、日本和俄罗斯之间的地理优势，吸引国际物流基地的建设和发展物流产业，指定主要的机场、港口、分拨中心、货运终端为海关自由区，以促进它们发展为21世纪东北亚的物流枢纽。 台湾当局为了规范加工贸易的发展和园区管理，分别于1960年和1965年先后制定了“奖励投资条例”和“加工出口区管理条例”。1966年创建世界上第一个出口加工区，开创了加工贸易的园区管理模式。此后, 台湾先后创建了楠梓加工出口区、台中加工出口区、中港加工出口区等九个加工出口区，各加工出口区的重点产业不同。为满足加工贸易的发展和转型升级的需要，台湾当局后来就园区管理政策、内销政策、优惠政策、管理方式等多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逐渐取消了内销限制、委外加工限制，调低了所得税，增加了免税项目。台湾企业利用加工贸易的技术溢出效应通过多种途径学习模仿，从而获得了自身技术和管理能力的提高。为了发展技术密集度高、产业关联度高、附加值高、能源密集度低的光电、半导体、精密机械、生物科技等产业, 台湾在吸取出口加工区创办经验的基础上先后创设和营运了新竹科学园区、南部科学园区和中部科学园区，这三个科学园区集中了台湾主要的高科技代工企业，如联华电子、台积电、大众电脑、友讯科技、全友电脑等代工为主的企业。空间上的高度集中为台湾加工贸易发挥集群效应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集群发展有利于加工贸易配套产业的聚集和知识溢出效应的发挥，可以形成稳定的社会网络，降低了交易成本和因机会主义行为引起的风险。1997年，为强化在亚太经济中的地位，台湾当局规划将出口加工区转型为支持转运中心的制造中心，引导了出口加工区企业由劳动密集型向技术、资本、知识密集型转移，尤其是高附加值、具有核心竞争力、涵盖产业链中上游的产业。 三是增强对价值链的控制能力，抓住时机进行加工贸易活动的对外转移。 20世纪80年代，韩国服装加工产业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高，市场份额扩大的势头继续保持，并逐渐发展出自主品牌，到了90年代，韩国的产业结构进一步升级，国内致力于高新技术的发展，韩国服装加工行业，通过直接投资的方式向中国、越南和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转移。 台湾宏集团创办人施振荣提出了有名的“微笑曲线”(Smiling Curve)思想，在这一战略思想的影响下，宏紧紧抓住产业上游的研发设计和下游的品牌建设、营销服务，最终由普通的小型代工企业发展成为全球OBM品牌企业。也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台湾电子行业加工贸易企业为降低成本、增加利润，通过把产业价值链的加工制造部分通过直接投资或外包的形式单独转移到周边的越南、泰国、马来西亚、中国大陆等其他国家或地区，为进一步的转型升级创造条件。 发展中的问题 不够重视中小企业的发展。 韩国的中小企业比重非常高，他们没有发展成为独立在市场上销售产品的企业，而是成了大企业的分包企业。韩国大企业的国际竞争力之所以很强，是因为有分包企业为他们生产廉价的配件。从企业来看，这种战略无可厚非，但是从国家经济来讲，由于中小企业的工资较低，因此就会出现中小企业的生产费用越高、收入分配恶化越严重的情况。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小企业和大企业之间的人均附加值差距继续扩大，其原因是大企业转变成为技术密集型，但是中小企业依然停留在劳动密集型生产上。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暴露出韩国企业两极分化的弊端，大企业主导下的经济一旦受到国际经济的波动就会使韩国经济受到重创，陷入经济危机中，由此政府开始在政策上鼓励支持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同步增长。 中国加工贸易也是以中小企业为主，同样存在类似的问题，利润空间狭小，且对海外市场存在严重的依赖性，政府应吸取韩国和台湾的经验教训，在研发创新、金融支持、品牌建设、市场开拓等方面给予中小企业政策倾斜和制度支持。 与加工贸易相关的服务业发展较慢。 韩国和台湾都在制造业的加工贸易发展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相对来说服务业发展较为缓慢。在OECD国家中，韩国的服务业比重最低。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制造业重新恢复增长，而服务业仍然缓慢发展。服务业附加值的增加比例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呈下降趋势，金融危机之后仍然在持续下降。20世纪90年代台湾服务业快速发展，成为岛内经济的主导动力。但随后市场狭小、加工贸易生产外移以致岛内服务需求减弱，加上服务业国际竞争力不足等问题凸显，台湾服务业增长趋缓，甚至低于工业增速，面临转型升级的压力逐渐增大。韩国政府和台湾当局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出台了促进服务业发展和为加工贸易发展提供支持的国际物流业的发展的计划，并都提出了建立东亚物流枢纽的目标，但收效并不是很显著。 中国也应支持促进工业化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服务业的发展，如研发设计、商业服务、金融保险、贸易物流等。中国、印度——人口的红利与魔咒 加工贸易这一贸易方式，作为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出口导向战略的重要手段，在这些国家的贸易发展史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但由于各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基础不同，因此加工贸易在不同国家的表现也有所不同。 中国 发展路径 中国加工贸易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中的重要方式。加工贸易进出口总额从1980年的16.7亿美元增长到2013年的1.36万亿美元，增长了近814倍，加工贸易在我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已经从1980年的4.4%提升到约1/3左右（最多时超过50%）。其中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我国加工贸易额有所回落，为9093亿美元，但在全国对外贸易中的比重仍维持在41%。2010年以后加工贸易实现恢复性增长，但受到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影响，加工贸易占比已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2010-2013年的比重分别为38.9%、35.8%、34.7%、32.6%。 1978年以来，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基本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起步阶段（1978年下半年至1987年），这一阶段基本以来料加工为主，以简单加工和劳动密集型加工为主，加工贸易集中在广东、福建两省，是加工贸易的初创阶段，属于早期的探索市场、积累资本的阶段。 第二阶段是高速发展阶段（1988年至1998年），这一时期，在政策的刺激下，加工贸易迅猛发展。进料加工逐渐在加工贸易中占主导地位，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过渡；并且加工地域向东南沿海及内地快速扩散。1994年中国加工贸易在对外贸易中的占比首次超过50%，成为我国最主要的一种贸易方式。 第三阶段：稳定发展阶段（1999年至2006年）：中国政府采取了各种措施加强和规范了加工贸易管理，尤其是着重解决加工贸易的无序发展问题和打击加工贸易发展中的走私违法活动。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借助这一机遇，加工贸易继续保持高速发展的势头，依旧是中国最主要的贸易方式。 第四阶段：调整、转型、升级（2007年开始至今）。从200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府逐渐开始采取降低出口退税率、实施分类管理等各种措施，促进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同时，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8月份，中国加工贸易进出口增速连续77个月保持2位数增长的记录中止，随后连续3个月停留在个位数，加工贸易步入一个较为漫长的“软着陆”时期。 作为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重要途径，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就对加工贸易给予鼓励的政策，从最早的1979年国务院颁发的《开展对外加工装配和中小型补偿贸易办法》到2006年，中国运用了一系列的政策手段来支持和鼓励加工贸易的发展： 实施加工贸易保税及减免税政策。对于加工贸易项下符合海关监管条件的进口料件给予全额保税，同时在进口许可证等非关税壁垒方面给予豁免（除部分商品外）；同时，对加工贸易项下进口的加工用机器设备给予减免税待遇。 设立各类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支持出口加工的开展。从1990年开始的外高桥保税区开始，中国设立了包括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和保税港区等一系列的特殊区域，给予在该区域内开展加工贸易的企业给予保税待遇，而且从境内区外进入区内的国产货物可以提前办理出口退税手续（除保税区外）。 配套措施。主要体现在放宽审批、外汇、税收等方面的待遇。如简化加工贸易的各级、各部门的审批手续；给予加工贸易业务在用汇、结汇上的优惠；针对外商投资企业的“三减两免”的税收政策等，此外还包括地方上在土地政策等方面的配套等。 发展中的问题 中国早期的加工贸易主要是依靠劳动力资源的优势，从事服装、鞋帽、纺织品等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在1991年之前，中国加工贸易出口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70-80%。而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加工贸易的发展以及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扩大，以机电产品为代表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品逐渐成为中国加工贸易的主要内容。但在总体上，中国当代的加工贸易从诞生之日起即缺乏全面、系统的规划，一度呈现“漫山放羊”的态势，从而造成了我国加工贸易长期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的局面。 从政策角度看，中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可以溯源到1999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加工贸易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实施。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的实施，主要是规范加工贸易管理、防范加工贸易运行中的风险，同时避免加工贸易中的重复建设。到2006年9月，国家财政部、商务部等部门发出通知，调整部分出口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同时增补加工贸易禁止类商品目录，提出了要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外贸转变增长方式，推动进出口贸易均衡发展。而2007年商务部、海关总署颁布了44号公告，44号公告确定了我国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三个举措：推进加工贸易向中西部的梯度转移、鼓励加工贸易进入海关特殊监管区域发展、差别化的更加严格的银行保证金台账制度，而从产业角度来看，这次新政重点限制了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品的加工贸易。 对于中国加工贸易的转型升级，国内学者也提出了诸多的设想与建议，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包括：延长加工贸易在国内的增值链条是核心；鼓励加工企业由原来的OEM转向ODM或OBM；政策上允许国产料件足额退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加工企业的技术创新；支持加工企业进行海外并购提升价值链；外资本土并重，重点发展清洁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有研究表明，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贸易自由化体现在关税水平下降和加工贸易方面，而加工贸易可以通过来自外国的技术外溢效益来提高企业的生产率。因此，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内，加工贸易应该仍旧是中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形式，只是在转型升级的制度设计和路径选择方面应该有更加科学和全面系统的规划。转型升级的根本点在于提升加工制造的附加值，提高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并且进一步提高研发能力，逐步向自主品牌转型。在政策选择方面，应该更多地考虑加工贸易对地区均衡发展、环境保护、劳动就业等方面的影响，以保证转型升级顺利平稳的进行。 印度 发展路径 作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近年来印度在对外贸易领域的重要变革是始自1991年的新贸易政策。新贸易政策使印度转向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大幅度地削减关税，消除各种进口关税，将卢比进一步贬值，并允许经常项目的可兑换。这些措施直接刺激了对外贸易尤其是出口的增长，在1991年到2001年期间，印度的年均出口增速达到10.89%。根据WTO的统计，2012年印度的简单平均最惠国适用关税为13.7%，从贸易结构看，印度主要出口商品有矿物燃料、珠宝及贵金属制品、有机化学品、运输设备和机械设备等。2012年1-9月，上述五大类商品的出口总额为1,006.7亿美元，合计占印度出口贸易总额的45.4%，其他出口商品还有机电产品、原棉、针织产品、药品和粮食等。 与中国的不同 作为金砖国家中的两个人口大国，中国和印度在贸易模式及其发展战略方式上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如两个国家都有着较高的外贸依存度，两国的贸易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产业内贸易等，但也有着更多的不同，无论是商品贸易规模，还是加工贸易的地位等。 同样，在出口商品结构方面，两国也有着较大的不同。可以看出两国出口的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产品的比重是不同的。 与中国相比，印度的商品贸易占经济的总量并不大，而在整个印度的经济中，服务贸易是其主要的贸易形式，2009年占对外贸易总额达54%，尤其是软件外包服务，成为印度近年对外贸易发展中的亮点。印度的软件服务和产品出口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出口为导向的格局造成了印度软件公司的产品大多不是最终产品，而是中间产品。印度在其发展初期实施“专业代工”战略，即把软件人员输出到国外，在客户所在地为其提供服务。20世纪80年代印度政策改革推动出口导向型软件业的发展，开始向海外出口软件和服务，其中包括企业系统、设计软件和数据库管理软件，但出口收入仍以专业代工为主。进入20世纪90年代，印度软件业抓住国际IT产业结构由以硬件为主导向以软件为主导过渡的机遇，在国际软件市场上奠定了自己的基础和名誉，向美国和其他工业国家输出软件技术劳力和参与当地发展，而且为各国跨国公司提供特殊软件定制服务和问题解决方案，成为软件大国之一。1991-1992年度，印度的软件出口额只有1亿多美元，1995-1996年度上升到8亿美元，1999-2000年度增长至39亿美元，而2009-2010年，则增加到了497亿美元。据世界银行对各国软件出口能力的调查结果反映，印度计算机软件出口规模、产品质量和产品成本三项综合指标居世界第一位，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计算机软件出口国。 与此同时，近年来印度的货物贸易额近年来不断攀升，由于印度同样具备较为低廉的土地和劳动力成本，因此印度同样成为部分中国加工贸易转移的潜在目的国，印度也采取了一些积极的措施鼓励商品加工贸易在本国开展。 加贸政策 印度对加工贸易的管理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列名管理；二是设立自由贸易区。列名管理指进口列名的货物用于生产出口产品，或生产产品供完全出口型企业使用，免除全部关税和附加税，但进口商在进口货物时，应事先取得有关的许可证。而对于自由贸易区中完全出口型企业加工列名产品进口的原料，免除全部关税和附加税。2005年以后，印度还推出了经济特区，之后经济特区的数量迅速增长，目前印度已经有约200个经济特区。 此外，印度还设立了在关境之外的出口加工区，旨在以较低的成本为出口厂商提供一个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免税环境。在出口加工区，对于出口导向型企业予以包括免税在内的各项优惠措施，甚至允许向国内销售各类出口产品，数值可以达到出口产品FOB价格的50%。 升级经验 在印度的对外贸易中，虽然商品加工贸易尚未占到主导地位，但其以软件外包为切入点的贸易转型升级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印度软件产业的崛起源于产品价值链上的高端定位，这使得印度软件业的加工贸易存在着较大的增值空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更高。印度软件外包行业的迅猛发展，既得益于其先天的语言优势和地理特殊性，同时也得益于政府系统的发展规划，这对于向创新型社会发展的中国而言，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同时，印度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策略，也可以为我国中西部地区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提供范本。印尼——下一个全球工厂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以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越南为代表的东南亚国家就开始开展加工贸易，通过加工贸易承接国际产业转移，从早期引进劳动密集型加工贸易逐步向吸引高新技术和高附加值加工贸易方向转变，发展到后来主要以电子和半导体产品、电子机械设备等产业为主，逐步用出口导向战略取代原来的进口替代战略。在这里，主要介绍印尼加工贸易的发展情况。 发展路径 作为东南亚人口最多的国家，印尼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实施的是进口替代的战略，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1965-1980年期间印尼出口增长率达到了年均9.6%，但出口的产品主要是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特别是石油，对国内制造业水平的提升并无明显的带动作用，而制造业更多地依赖于国内市场，随着国内市场需求的逐渐饱和，印尼制造业的发展遇到了极大的瓶颈。因而，转向出口导向已成必然。 为了实施出口导向战略，印尼实施了一系列的措施来促进出口，这里主要包括对原有出口退税制度的变革，改变了原来直接实施补贴的做法，而代之以符合GATT要求的出口退税制度。此外，印尼还实施了一些配套措施，包括改革海关服务、降低非关税壁垒、简化国内生产许可和管理体制等。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印尼在西部苏门答腊东海岸地区建立了新加坡—柔佛（马来西亚）—廖内（印尼）金三角，主要从事加工贸易，由新加坡提供资金，印尼提供廉价资源和劳动力，马来西亚提供部分市场及管理。该地区出口创汇占印尼的50%。此外，政府将邻近新加坡的巴潭（BATAM）辟为经济开发区，全岛享有保税特权，货物进口可免缴进口税（除非转运至印度尼西亚内地），外资公司在该岛可享有100%的股权。目前，该岛主要生产电子产品、电力组件、汽车组件，玻璃、手表、化工及儿童玩具等。 发展中的问题 印尼曾被视为东南亚经济腾飞的龙头，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经济增长尤为强劲，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印尼政治、经济、社会问题全面爆发，外国投资纷纷逃走。另外2002年巴厘岛爆炸后，连年的恐怖袭击事件又让外资的引进雪上加霜，在世界银行等组织近年的投资环境排名榜上，印尼都处于倒数之列。外资注入量陡然下降给印尼经济重建和减少失业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因此如何改善投资环境、重新吸引外资对于印尼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印尼政府采取了各种投资鼓励措施，其中最主要的是创造和谐有利的投资环境，包括制定一系列优惠的投资政策，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投资环境，加大对外宣传力度等等。 近年来，印尼政府为了使其市场国际化、经济结构多元化，国家投资协调并出台了各种优惠政策，以鼓励与生产加工出口产品有关的设备和原料进口。减免税便是其中最优惠措施之一。通过减免税政策，进入印尼的商品一半以上享受优惠措施。免税的对象主要是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即所谓的专业出口产品生产者。专业出口产品生产者可以享受减免税优惠进口原料、机器设备(包括二手设备)，而不受许可证和配额限制。出口商品生产者资格要获得认可，在申请减免时提供一份出口产品消耗清单。为了便于监管，进口原料到出口成品的期限为一年。从事加工贸易的企业可享受的措施有：税前减免，这是广为采用的一种办法。根据这个办法，出口商品只要提交年度生产和出口计划，附上过去经营的有关单证，经批准就可以免征进口税费。但用于内销的部分仍照章征税。先征后退，即进口时先征收，出口时退还成品中所含的已缴纳的进口产品的关税和费用。 利用外资是印尼发展经济和进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2006年，由于国际市场竞争激烈，中国、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及其优良的投资环境对外资的吸引，加上本地区东南亚国家竞争力的进一步提高及印尼油价的两次上升等国内原因的一系列影响，印尼实际利用内、外资增速有所回落。印尼政府为吸引国内外投资在各个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改革，采取了包括放宽投资限制、简化审批手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等措施力图改善投资环境，使流入印尼的外资开始增加。2010年印尼落实国内外企业总投资额达220亿美元，与 2009年的143亿美元相比，大幅增长53.85%。在220亿美元投资总额中，外国直接投资156.2亿美元，印尼国内企业投资63.8亿美元。外国企业投资额最大的行业是仓储和通讯，其次是矿业、电力和水力方面。 印尼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加工贸易的梯度转移中将承担特殊的作用，但其基础设施的薄弱、知识产权保护机制匮乏、法制体制的不健全等成为印尼进行转型升级的羁绊。因此，投资环境的改善与发展是加工贸易转型升级不可或缺的配套措施。 中国制造怎么办？ 每一种经济模式的选择和制定都有其历史背景，也必然存在其生命周期。当一种旧的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以为继时，如何“谋”而求“变”便成为一个必须直面的问题。 虽然“中国制造”依旧在全球货架上占有重要位置，但一些新兴经济体制造业兴起的势头已逐步形成。在抗击东南亚金融危机、吸引外资、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加工贸易，也已经走到了转型与升级的关键时期。把握历史发展规律，重视并有效推进转型，不仅对中国经济的协调发展，而且对全球经济抵御危险冲击，以及抑制不均衡增长，均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严峻的挑战 尽管中国近年来将大规模的生产制造几近发挥到了极致，许多产品的生产已然达到历史高位，但产业转移的进程仍会继续。随着中国人力资源等成本的提高，为了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制造业必然继续向外转移。 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同时，加工贸易的发展环境也显得愈发紧张。由于加工贸易本身呈现“大进大出”的特点，对运输的要求较高，因此其在地域分布上更青睐沿海地区。作为中国经济发展领先的地区，沿海区域经济在增长的同时也面临着空间资源紧张、土地价格快速上升等诸多制约因素。面对可用土地资源愈发稀缺的现实，对于价值增长量较少的制造业投资而言，其盈利的难度便愈发增大。 加工贸易类制造业不仅在沿海地区的竞争力减弱，且因受制于物流的因素，其在内陆的发展也较为困难。加之中国外资政策逐渐由“超国民待遇”向“国民待遇”转变，政策环境更为符合国际规则和惯例，使吸收制造业外资的纯成本优势进一步下降，单纯追求人力成本优势的部分外资，已然从中国向东南亚国家转移。 此外，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外贸企业面临的挑战也愈加严峻。外需的剧烈波动严重影响了企业对相关资源投放量的判断，而中西部经济的较快发展，又使沿海区域产业发展的人力资源供给更为紧张，导致原有发展模式难以持续。谋变的创意 但挑战未必全然无解，实际上，加工贸易的转型与升级可以为沿海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在释放产业空间的基础上，沿海地区可以促进单位空间附加值更高的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在全球产业链上提升自身的地位。根据经济规律，资本、技术和知识密集型的产业，拥有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以及更可持续的发展动力，可以容纳上述相关资源的连续大量投入，在经济的持续发展方面提供更多支撑。 加工贸易的转型，即支撑加工贸易发展的产业结构发生转变，使产业资本得以进入新的领域，获得新的市场。例如，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变，产业的自身发展模式和服务对象都可能发生改变。加工贸易的升级，即基本不改变原有的产业发展模式和服务对象，而是通过技术的创新和国际产业分工的重新调整来延长产业链长度，或沿产业链向增加值更多的高端方向移动，从而降低对各类相关资源的需求，减少对外部环境的影响，并为其服务对象提供更佳的用户体验。 这样的尝试已经开始，一些地方在加贸转型升级过程中，初步总结出了一些适合当地企业发展的路径与模式。 众星捧月+雁行阵列 以龙头企业促进产业聚集，推动产业升级。实现加工贸易产业升级的一个有效方式，就是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和产业政策指导，培育或引入高端的龙头企业，通过自然聚集效应促进产业跃迁。 山东在这方面堪称典型，其引导配套产业向主体产业靠拢，推动关联产业集群发展，逐渐形成了以海尔、海信、澳柯玛为龙头的青岛家电产业群，以上汽、通用、现代为龙头的烟台汽车制造业群和以三角、固铂成山、三峰为龙头的威海轮胎产业群。潍坊、淄博等半岛城市群则根据各自优势，发展与海洋化工、石化、医药相配套的产业群。 这种“众星捧月+雁行阵列”的转型升级方式，在南方也相当普遍。在浙江温州，亚洲最大的低压电器制造企业正泰集团坚持“以大带小，实现共赢”，通过对产品质量、生产工艺和企业管理等标准的设定和培训，用产业链带动4000余家供应商、经销商共同发展，其中大多是处在成长期的中小或小微企业。 腾笼换鸟 以技术创新为引导，支持产业转移。拥有产业集群，并不意味加贸企业的转型升级就能自动、顺利完成。以广东为例，历经30年积累发展，珠三角已形成完整而庞大的产业链，其中产值在500亿元至1000亿元的就有30多个，如顺德家电、南海铝材、古镇灯饰等。然而，国际市场上却鲜见广东的自主品牌产品。 造成这种怪现象的原因很简单，珠三角中小企业集中在全球制造业链条的末端，许多企业挤在一个狭小行业内，极易陷入恶性竞争。另一方面，这些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弱、缺乏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以珠三角IT制造业为例，相关专利85%来自国外，高新技术对外依存度达70%以上。与此同时，珠三角中小企业知名品牌极其稀少，当地鞋类和皮具箱包产量分别占全国的50%和三分之二，但95%以上都以贴牌形式出口。 为此，广东省于2008年提出“腾笼换鸟”的转型升级战略，支持、引导珠三角中小企业向粤北山区和东西两翼转移。为此，广东在惠东、河源、肇庆等地建设了23个规模100平方公里以上的产业转移工业园，并投入500亿元资金鼓励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企业向目标地转移，同时出台7项配套及优惠措施。5年过去了，广东中小企业转型升级成绩卓著——2013年，广东22个高新区年营业总收入2.4万亿元，同比增长21%。全省高新技术产品产值达4.5万亿元，同比增长15%。省部院产学研合作全年产值2600亿元，利税260亿元。 高附加值 提升传统制造业的科技含量，提高品牌附加值。拥有“中国文具之都”美誉的浙江宁海，一度受困于品牌知名度不高、产品附加值低等问题，其内因则是当地文具企业创意设计能力不足。近年来，宁海发挥自身品牌优势和潘天寿国画大师的名人效应，连续举办多届潘天寿设计艺术奖全国文具设计大赛，搭建平台让创意设计与文具企业对接。近3年来，当地引进500多名设计人才，7成以上文具企业建立了研发部门，每年推出几千款新产品。2013年，宁海400余家文具企业产值达75亿元，当地龙头企业得力集团靠匠心独具的“办公整体解决方案”，今年前7个月销售额就突破16亿元。 “中国羊毛衫名镇”濮院，自2009年建立“320创意广场”以来，已吸引了各类服装设计、品牌策划机构60多家，全国10多所高校和科研单位也在当地设立了分支机构，设计人员达200多人，每年设计成果转化产值超过20亿元。这些创意机构为濮院毛衫产品提供了强大的智力与技术支持，极大提升了后者的产品知名度。政企还需合力 尽管加工贸易的转型与升级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但经济主体的自发行为却并不一定能实现最佳的效果。这就要求在创造良好外部环境的同时，尽量减少转型与升级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来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也需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一是着力促进贸易投资便利化，降低企业全球资源配置成本。海关领域在各国的协调程度相对较高，但在海关程序方面，仍然有着许多需要改进的领域。经济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不利于经济的复苏。对于我国而言，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推动和引导包括海关编码在内的标准调整，从而在ITA协议谈判中掌握主动权；还应把握巴厘岛会议所取得突破带来的机遇，与WTO其他成员国一起推动贸易便利化政策措施的协调，为企业在更广范围内配置资源提供便利；在加大对外开放的同时，还可促进其他国家投资领域的市场开放，为资本的流动提供更多便利，降低企业转型与升级、产业布局的成本。 二是重点推动软硬件环境建设，加强转型与升级过程中的人力资源保障。在现有加工贸易发展较为集中的沿海地区，应加大力量建设可有效促进加工贸易转型与升级的基础设施，提升大型公共计算平台的能力，加强产学研配合，促进科研成果的孵化，减少服务业发展的壁垒和障碍。在引导加工贸易转型与升级的同时，应根据产业基础和未来发展趋势，围绕对加工贸易转型与升级有重要支撑作用的行业领域，调整其高等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设置，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培养或吸引相关人才，进而缓解加工贸易转型与升级所受到的人才限制。 三是政府应注重区域性经济协调发展，避免原有产业模式的简单复制。在加工贸易的转型与升级过程中，依托合适的产业领域，推动中西部与东部的衔接。但是，在中西部承接加工贸易转移的过程中，必须改变依靠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流入的传统做法，避免原有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同时，在空间布局上，应着眼长远，在严格遵守各项环境保护要求的前提下完成产业的转移。为了有效承接东部的加工贸易转移，中西部需要加强基础设施的联通，尽量降低内陆地区区位所带来的物流运输高成本。此外，面向高附加值产品，开展与欧洲、中东地区高端市场的加工贸易，也不啻为中西部发展的选择，可以航空运输替代海洋运输。 四是内外需并重支撑转型与升级，均衡动力形成持久稳定模式。加工贸易的转型，不仅是贸易方式的转变，更要争取实现发展模式的转变。实际上，贸易的转型与升级，反映了经济发展模式的调整，要从重点依赖外部市场需求向内外需共同支撑经济、贸易发展的双轮驱动转变。通过政府引导和规范，市场中介和支撑，企业经营生态环境的改善，最终实现加工贸易升级背后的产业结构升级。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既要能够提升我们在全球产业链分工配合中的地位，具备提供拥有更高技术及知识含量商品的能力，又要能够满足中国国内经济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甚至将内生经济增长需求作为产业升级发展更为重要的动力，为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为均衡、稳定的支撑。更多精彩内容尽在精英网http://bbs.jying.cn 交流群 群号：273618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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